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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州杨应龙为什么要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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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州杨氏本身就是氏族政权，在700多年的历史中，虽由中央王朝统属，但军政自主，实属国中小朝廷，对朝廷的贡献就是财政“协济”和地方“维稳”。如果杨氏政权安稳听话，自然不会惹祸上身，但若有不臣之举，中央王朝就不会容忍。所以杨应龙造反一事有明廷逼返的因素，更主要是因为杨应龙本人的问题。
杨氏政权
播州杨氏政权自唐末“永镇斯土”开始，由杨氏一世祖杨端开创基业，到杨应龙时已经是传承二十九世。统治面积也由唐朝播州北部（现遵义市），到明万历年间播州宣慰司所辖八司中的播州、真州、荣山三司。
杨氏政权从广义上讲，可以理解为土司世袭政权。唐僖宗时，封平叛南诏有功的杨端为播州侯，以“杨氏一族世袭永镇播州”，自此，杨氏于播州开始了世袭家业。朱温发动兵变后，唐朝灭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杨氏政权于中原文明失去联系，开始与播州当地少数民族开始融合，兼并周围少数民族氏族，并逐步发展壮大。也是在此乱世期间，杨氏于战乱之外独善其身，虽与罗闽部族战争不断，但终归是地方小规模的领土争夺战，并不像中原大地上的多方势力互相攻打，所以杨氏一族在此期间得到了稳定发展。
宋太祖乾德三年时（公元965年），五世祖杨实献地归宋，杨氏政权回归中央朝廷，宋廷也在杨氏统治区设播州宣抚使，仍以杨氏世袭传承。北宋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相当繁荣的一个时期，此期间的播州杨氏也是如此，据史料记载的“播州杨氏，至粲始大”，正是杨氏十三世祖杨粲的时候，播州杨氏已呈鼎盛局面。经过财富和实力的积累，播州也成为宋朝西南地区的一支强大力量。当蒙古南征南宋时，播州杨氏在四川战区立功无数，被宋理宗赐封“御前雄威军”称号，十四世祖杨价被封“武功大夫”。抗蒙后期，十五世祖杨文为四川兵马总管余玠提出“保蜀三策”，后经杨文推荐冉氏兄弟修建钓鱼城抵抗蒙军，并成功抵御蒙哥汗的大军，成为千古佳话。
时至蒙元时期，中国大地只剩播州未被蒙古铁骑征服，后因忽必烈的招安，杨氏十六世祖杨邦宪为免生灵涂炭，向蒙元王朝称臣。元朝在此设置播州安抚司，追杨文为“播国公”。杨邦宪受封“杨赛因不花”，仍允世袭。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元廷升设播州为播州宣抚司，统辖十九个长官司和诸苗族峒寨（现贵州东北部和重庆綦江）。元武宗大德七年（公元1301年），十七世祖杨汉英为元廷平叛有功，封为“资德大夫”。
五司七姓
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杨氏政权向明廷归附，明廷延用蒙元土司制度，设播州苗疆土司，后改播州宣慰司，下辖西南八司，由杨氏世袭统筹。但真正属于杨氏基业的就是播州、真州、荣山三司，其余五司由七个少数民族氏族管理，称之“五司七姓”。
杨氏至五代十国起，由杨端遗命，令杨氏家族这一汉族外来势力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融合，杨氏一族就在播州生根发芽，对待地方氏族亦和谐相处，虽为中原王朝平定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叛乱多有杀伐，但总体上少数民族大家氏族与杨氏关系不错，因此历经十数代均较安稳。杨氏政权在中央王朝眼里也是维护地方稳定的核心力量，明朝时期，二十九世祖杨应龙为明廷平定了四川的“苗人叛乱”，中央朝廷加封其为骠骑将军。
杨应龙在《明史》中的评价为“生性雄猜、阴狠嗜杀”。因清人修史多有贬低明廷的嫌疑，所以对明朝暴乱之臣杨应龙的这一评价可以说比较客观。杨应龙对辖下“五司七姓”暴虐不堪，常诛杀立威，掠夺五司财富，所以与七姓氏族结怨颇深，“五司七姓”与其离心离德。因杨应龙受小妾田雌凤挑拨，擅杀了明廷册封的诰命夫人和其母。首先“诰命夫人”是君王册封，未受君王许可，不得惩罚，更别说杀害。其次岳母亦为母，杀母乃大逆不道之罪。因此“五司七姓”抓住把柄，一纸御状告到明廷。虽万历皇帝未做惩罚，但杨应龙与“五司七姓”彻底翻脸，为后来的事态埋下伏笔。
财富之争
杨应龙在播州的势力盘根错结，并有一些不臣举动，据史料记载，杨应龙居所雕龙饰凤，私自养用阉宦，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这也成为落人口实的把柄，而这个口实被贵州巡抚叶梦熊所掌握。贵州在当时属于财政贫瘠的省份，贵州财政尝尝靠播州内辖土司“协济”，但杨应龙为人跋扈，掠夺各中小土司财富据为己有，而杨氏管辖范围又非贵州“协济”范围，川贵两省也常为争夺播州“协济”发生口角，而杨应龙与四川巡抚李化龙私交甚好，财富倾向四川，因此贵州巡抚恼羞成怒，以杨应龙“二十四项”不臣之举上书朝廷，请求勘问。
在李化龙的力保下，又由于倭寇丰臣秀吉侵犯藩属国朝鲜，明廷忙于应付抗倭战争，因此对杨应龙并未在意。第一次抗倭战争结束后，叶梦熊与四川新任巡抚王继光请求再次勘问杨应龙，而杨应龙公然拒绝，并引发军事冲突。万历皇帝下令征剿杨应龙，杨应龙请罪，将军事冲突将领黄元等12人处斩，并向朝廷缴纳四万两“采木钱”抵罪。朝廷方面因需面对第二次抗倭战争，也就没再追究，令杨应龙之子杨朝栋代其职、次子杨可栋留重庆为质，杨应龙本人回到播州，开始翻新和修缮“海龙屯”，并大肆建造城池和防御工事。
夺地养苗
时隔不久，杨应龙次子死于重庆，重庆方面又因杨应龙所缴纳“采木钱”未够四万两为由，拒绝归还其子遗体。万历二十四年，恼羞成怒的杨应龙兵出播州，袭掠余庆、草塘二司，焚劫兴隆、都匀各卫，围黄平，戮重安。万历二十五年，又流劫四川江津、南川诸邑，袭击贵州的洪头、高坪、新村等屯，接着侵扰湖广四十八屯，截断驿站，朝廷为之震怒。
杨应龙公然反叛下，掠夺财富无数，心知明廷不会善罢甘休，因此大肆招募苗族壮丁入伍，分发钱财粮食，配备精良装备武器，据史书记载，杨应龙在一系列掠夺和募兵中，将军队规模扩充至十六万之众，史称“夺地养苗”。这样一来，杨应龙就成为明廷西南一大祸患，时逢第二次抗倭战争顺利结束，万历皇帝面对西南的这位土皇帝，决定彻底根除毒瘤，于是令李化龙为三省总督，剿灭杨应龙。在明大军集结之前，杨应龙还亲自率军袭击了綦江城，并进行大规模屠城，嚣张程度不可言表。
后李化龙以二十四万大军，兵分八路合围播州杨应龙，最后以七路明军将杨应龙围至孤山海龙屯，在围山四十五天后，名将刘颋从后山攻破海龙屯，杨氏政权至此覆灭。
综上所述，杨应龙造反一事的内在原因是其处事霸道，群众基础未打好，致根基出现裂缝；桀骜不驯的性格使其目无王法，心存野心，常挑战中央朝廷权威，引朝廷不满；不计后果的掠夺和募兵，使其成为明廷的眼中钉，不得不除。而究其外因，明廷的财富分配并不公平，以至川贵两省在财富分配上交恶，而播州为两省“协济”之地，难以权衡，成为弱势一方的贵州当然不服，而杨氏被灭后，土司制度废除，明廷“改土归流”，划播州为遵义府、平越府，分属四川、贵州管辖，才有效解决了财富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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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州的杨应龙是被明朝逼反的，播州杨家统治播州800多年经历了几个朝代，始终都归顺朝廷，特别是元宋对峙阶段，坚定的站在南宋一方，协防重庆钓鱼城，直到南宋灭亡后才归顺大元，所以杨家有些跋扈但是应该没有反意，只想搞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播州也是比较富裕的地区，后来遵义入黔就是以为贵州的收入连官员都养不活，军队战马都吃不饱，划入遵义后才解决这个问题了，可见当年遵义的富裕。
明朝为什么要逼反播州杨家？这也是被逼无奈，播州杨家手握十多万军队，让谁都如坐针毡，不放心，在古代即使太子拥有这么多军队一样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何况一个地方土司。更重要的是缅甸蚕食云南，甚至军队都打到四川攀枝花了，虽然被明军击败，但是播州杨家的地方势力存在直接切段大明对云南四川贵州的控制，所以土改流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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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问的一定是万历平播州之役，是万历三大征之一。万历二十八年二月，明朝廷为了镇压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叛乱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此次战役杨应龙在明王朝24万官兵八路围攻之下，最后于六月以杨应龙兵败自杀而告结束。这是这起事件的简单过程，如果大家想具体了解可看《明史纪事本末》（该书言之颇为详细）、《明史》、《石匮书》、《罪惟录》等书籍。
万历三大征分别是平宁夏之役、万历援朝之役、平播州杨应龙之役，这三场战役得失原因都各有不同。在我看来宁夏之役属于本可以少打或者不打（更多是因为政策失当而打）、万历援朝之役必须急打、大打（丰臣秀吉的野心人尽皆知，欲以朝鲜为跳板攻明朝）、而本文写到的播州之役则是属于迟早要打（明廷确实有政策失当，但不管是否失策，这场战役都是绕不过去的，就是个早晚问题）。那么为何说平播州这场战役绕不过，迟早要打呢？
从其根本原因上来说，这是源于土司制度的弊端，明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是“以夷制夷”的政策，继承了元代的土司制度，利用当地的土酋管理属民，并不改变当地的统治机构，像杨应龙这样的大土司是朝廷下诏袭封的，按《明史》的说法就是“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
像杨应龙这样的大土司只要听从朝廷调遣，对朝廷表示恭顺，便可保无虞。但是问题在于土司对所辖之民，所辖之境拥有绝对的管理权，当然还有自己的军队，这就形同独立王国，更容易与中央分庭抗礼，有明一代中央与西南土司的矛盾始终存在，在杨应龙之前的麓川之役，杨应龙之后的奢安之役都是土司与中央王朝矛盾的体现，这个矛盾爆发只需要一个偶然因素。可见土司世袭制就是矛盾的根源。
而具体到播州杨氏，这个弊端就很明显。播州杨氏在播州建立统治长达七百余年，经过几百年的经营，杨氏的统治已经是根深蒂固，且兵力财力雄厚。以史料看，杨应龙多次帅播州军队随明军联合进行大规模作战，屡建奇功，这充分显示了播州强大的实力。
《明史纪事本末·平杨应龙》：隆庆六年袭职，以从征剌嘛诸番九丝、腻乃、杨柳沟等，多却敌先登，斩获无算，先后赐金币。《全边略记·卷七》：应龙于隆庆壬申袭职，从征哈麻先登，多斩获，从征九丝，捕虏无算，从征杨柳沟，却地先登。先后赐金币。
这些史料一方面显示了杨氏在反叛前确实对明廷有调必征，且战功卓著。而另一方面确实显示出了杨氏之实力确实能和朝廷分庭抗礼（从杨应龙反叛的情况来看，其调动10多万的军民与明廷相争，实力可见一斑），对于这样财力、物力充盈的土司，明廷肯定是有所忌惮的，正如《万历三大征考》的作者茅瑞征所言“蜀三面邻夷，且借为用，而播为最劲，此不可制”。因此，杨氏内部一旦有机可乘，明廷绝不会放过征讨的机会。
其次，川、黔抚按之争激化矛盾。明代播州地处四川、贵州、湖广交界处，其地与四川的联系更加紧密。由于地处冲要，且土地丰饶，从明初以来播州就成为了川、黔两省官员争夺的要地。尤其是贵州方面的官员对播州更是觊觎已久。早在嘉靖初年，经过川贵总督的会勘，最终决定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四川、在军事上归贵州管辖。
《明史》卷312：总督奏，仍以播归四川，而贵州思石兵备仍兼制播、酉、平、邑诸土司事，报可。
而杨氏在当时实力膨胀，又对其属下的五司七姓进行残害，波及贵州，贵州巡抚叶梦熊趁机上疏“历数应龙二十四大罪”，力主讨伐杨应龙。更在万历十九年提出将播州所辖五司悉数改土归流。而四川方面，巡抚李化龙认为应当以“抚”为主，这就引起了贵州方面官员的极大不满，指责四川官员对杨应龙有私心，行包庇之事，所谓“在黔者谓蜀有私昵应龙之心”，由于此事重大，朝廷决定对杨应龙虐待五司七姓的事进行审查，在重庆会勘杨应龙，坐法当死，杨应龙以两万金自赎。正在此时，日本侵略朝鲜，明朝廷征发天下之兵，杨应龙表示愿意率兵五千征倭，被朝廷释放，此次会勘戛然而止。
在这期间，原任四川巡抚李化龙“引嫌求退”，继任者王继光表示要严厉审查杨应龙，想再次将杨应龙召回重庆“严提勘结”，杨应龙拒绝赴召。至此，川黔两省意见一致，决定以兵威逼杨应龙。但是却被杨应龙击败。自此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与明廷的关系出现了大的裂痕。明廷本来就对杨应龙的实力比较忌惮，此次又在征伐中大丢颜面。在这场战役后，明廷就已经有消灭杨应龙的想法了。只是苦于万历援朝战争正在进行，以“抚”的手段来安抚一下杨应龙的情绪而已，尽管杨应龙后来对明廷做出较大的让步，如其次子杨可栋去重庆做人质，向朝廷缴纳四万金助采木，但打是几乎不可避免的了。其后杨应龙之子杨可栋的死更成了导火索，直接爆发战争。
《明史纪事本末·平杨应龙》：是时，寇氛未靖，大司马欲缓应龙，专事东方，天子亦以应龙向有积劳，可其奏。
其三，杨应龙辖区内部矛盾激化。这个就有两大因素包含在里面：一、五司七姓。二、其家族内部问题。
先说五司七姓。所谓五司是真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五个长官司，七姓是指田、张、袁、罗、谭、吴七姓。他们都是杨应龙的下属。而杨应龙和他们矛盾根源在于利用自己签印承袭表笺的特权，向土司与地方土目索贿，并削夺七姓权力导致的。
《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备录·上川东》：初，黄平、草塘、白泥、余庆、重安五司，凡承袭表笺须宣慰司印文乃达，往往索贿无厌，此衅端所由起。又其地有七姓之民，应龙寄以心腹，七姓又藉龙为奇货，靡费金钱累巨万。久之，龙觉其欺，乃稍稍收其权，遂交仇恶，七姓叩阍鸣冤，且反噬龙矣。
杨应龙本人确实也是好勇斗狠，既然你不服我，就发兵追杀你，于是就发兵攻击五姓七司。说到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杨应龙雄猜嗜杀确实有之，但是，是针对土司内部，而对明廷杨应龙确实在一开始并无反心，极尽恭顺的，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明廷剿抚失宜所造成的。
《国榷》万历二十八年六月壬朔条：然应龙非有逆志，不过积忍嗜杀。而当事或重视之如虎，或蔑视之如鼠，均失其等，酿成大祸。
土司之间互相吞并本是当地之常事，像如此事件实力强大一方吞并弱小一方实在是见惯不怪，大家也默认此规则。但是播州这个地方有其特殊性，是汉化程度较高的地方。五司七姓里有不少知识分子并不认同杨应龙的吞并，于是拼命告发杨应龙，杨应龙面对告发，则拼命发兵围剿，恶性循环，惊动了明廷，酿成了一场恶战。
而杨氏宗族内部也出现了裂痕成为了导火索。杨应龙宠幸小妾田雌凤，田雌凤污蔑杨应龙的正妻在外有奸情，张氏被杨应龙逐出。不久张氏与其母又被酒醉的杨应龙斩杀。于是“妻叔张时照与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飞文，告龙反”。从这件事上来看，杨应龙的个人残忍嗜杀的性格给自己招来了祸患。
综上所述，杨应龙的反叛，绝不是单个因素导致的，其中既有中央和地方的根本性矛盾，也有明廷的原因，也有杨应龙个人的原因，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明史》、《国榷》、《明史纪事本末》、《全边略记》、《天下郡国利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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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要还是他们见风使舵的能力比较强，中原地区谁做大，他们就跟着谁混，一点儿也不留恋前任主子。
第二，播州之地易守难攻，山路崎岖，一般中原王朝都不愿意轻易花费大代价去征服这个地方，只要他们口头归顺，也就不管他们了。
第三，老杨家对主子十分孝顺，他们该交给朝廷的税收一分不少，该有的孝敬也分毫不差，人家又何必花费大代价平定这里，顺便再派驻军呢？
这还不是杨应龙反叛的直接原因。当时杨应龙一不留神，诛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岳母。这事儿本来是家事，可他妻子的叔叔却直接跑朝廷那儿诬告杨应龙谋反了。
这还不算完，墙倒众人推。那些昔日跟着杨应龙打工的人，也纷纷表示杨应龙有不臣之心，常常穿着雕龙服饰招摇过市。
最可怕的是，贵州巡抚叶梦熊同时也上书表示，杨应龙这家伙，实在是太不好管了！播州这地方应该派流官来专门管辖。
第一路，总兵刘珽从綦江进军。
第二路，总兵马礼英从南川进军。
第三路，总兵吴广从合江进军。
第四路，副总兵曹希彬从永宁进军。
第五路，总兵童无镇从乌江进军。
第六路，参将朱鹤龄从沙溪进军。
第七路，总兵李应祥从兴隆卫出兵。
第八路，总兵陈璘从白泥出兵。
一来，是因为杨应龙的人缘不好，得罪了不少人，这帮人打算搞掉杨应龙。
二来，是因为杨应龙他们家长期霸占着播州，这么多年了，总归有不少人会眼红。
三来，有人要扯万历皇帝的后腿。刚打完倭寇，就要平定杨应龙叛乱，大明王朝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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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作为贵州省第二大城市也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纠正了在此之前党内的错误军事路线，从而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其实遵义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期遵义地处于闻名遐迩的“夜郎国”疆域之内。公元前111年夜郎派兵协同汉朝征伐南越反叛，随后夜郎遣使入朝，汉王朝授予夜郎王金印。
此后汉朝开始在夜郎设置郡县，夜郎被纳入汉朝版图。汉朝在夜郎的统治实行的是二元模式：一方面汉朝在当地设置郡县进行管辖，另一方面夜郎王仍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夜郎与南方小国发生争斗，汉王朝遣使调解，夜郎王不仅不服从汉朝的调解，还胁迫周边22邑反叛汉王朝。汉廷新上任的牂牁郡守陈立深入夜郎腹地斩杀了名叫兴的夜郎末代国王并平定了其臣属部落的叛乱。
从汉朝起西南夷少数民族地区就被纳入版图，不过当地各部族的酋长们还是拥有相当的自主权。汉代称位于巴蜀以南的云贵高原为南中：长期以来南中地区的各少数民族酋长对中央政府的号令一直时听时不听。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采用攻心为上的策略与当地少数民族建立了友好关系。诸葛亮与云贵少数民族建立友好关系更多是依靠个人魅力，然而中原王朝对云贵地区的控制力并没在制度上得到强化。
直到唐宋时期云贵地区依然维持着这种天高皇帝远的局面。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将隋代的郎州改名为播州，领辖今黔北的大片地域。播州之名历经五代、宋、元到明朝末叶存在了962年，所以人们常习惯用“播州”来代称古代的遵义。晚唐时期军阀杨端在平叛南诏的过程中占据了播州，从此揭开了杨氏家族在播州地区长达700多年的割据统治。朱温篡唐后中国旧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
这一时期播州杨氏政权与中原文明失去了联系，同时开始与播州附近少数民族开始融合。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播州杨氏献地归附后朝廷在杨氏统治区设播州宣抚使：播州宣抚使一职由杨氏世袭传承。这一时期的播州在名义上隶属于川峡四路之一的夔州路，实际上内部军政事务几乎是完全自主的。宋代是播州杨氏发展壮大的时代——据史料记载：“播州杨氏至粲始大”。
播州杨氏传至第十三代杨粲之时已呈鼎盛局面：播州经过长期以来财富和实力的积累已成为宋朝西南地区一支强大的力量。蒙古南征时播州杨氏在四川战区立功无数，因此被宋理宗赐封“御前雄威军”称号。播州杨氏第十四世杨价被封“武功大夫”。抗蒙后期十五世祖杨文为四川兵马总管余玠提出“保蜀三策”，后经杨文推荐冉氏兄弟修建的钓鱼城在抵抗蒙古大军时发挥了重大作用。
播州杨氏第十六世杨邦宪在位时期华夏大地已被蒙古铁骑征服。这时以播州杨氏的实力显然是无法与蒙古人对抗的，于是杨邦宪接受忽必烈的招安向元朝称臣。元朝在今天的遵义设播州宣慰司进行管辖，但播州杨氏家族仍得以世袭官职。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元廷升设播州为播州宣抚司：统辖十九个长官司和诸苗族峒寨（现贵州东北部和重庆綦江）。元武宗大德七年（公元1301年）播州杨氏十七世祖杨汉英因为助朝廷平叛有功被封为“资德大夫”。
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播州杨氏政权归附明朝后朝廷延用元代的土司制度设播州苗疆土司（后改播州宣慰司）：下辖西南八司，由杨氏世袭统筹。不过这其中真正属于杨氏基业的就是播州、真州、荣山三司，其余五司由七个少数民族氏族管理（合称“五司七姓”）。播州杨氏政权自晚唐时代起由杨端创立。杨氏作为外来的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融合，最终得以发展成为统治当地的土司政权。
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是享有八百余年江山的周朝，然而东周的五百余年其实是被诸侯架空的。如果要从实际执政的时间来计算，那么播州杨氏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一个政权。当然播州杨氏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而是割据一方的“土皇帝”。不过这个地方政权的寿命的确足够长：杨家在播州经营了700多年的家族基业，而在此期间历经唐、宋、元、明等多次改朝换代。
在这700多年间播州杨氏尽管在名义上归中央王朝统属，但内部军政事务一应由自己做主，实际上就是一个割据性质的地方政权。播州杨氏能维持700多年的家族基业在相当程度上在于和中央政府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和信任：播州杨氏一方面向朝廷交粮纳贡，一方面协助朝廷维护地方稳定。播州杨氏关起门来是一方“土皇帝”，可在朝廷面前一直毕恭毕敬。
播州杨氏由此与中央政府建立起一种良好的互信机制：朝廷无需向播州派遣一兵一卒就可以坐享当地的赋税收入，而当朝廷需要对西南地区的其他土司政权或外部敌人用兵时播州杨氏又总是在第一时间相应。朝廷以容忍播州杨氏在一定程度内的自主权换取了播州杨氏的尽力效忠。像播州杨氏这种比较长寿的土司政权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天下安定时对朝廷忠心耿耿，可一旦改朝换代就会毫不犹豫投靠新王朝。
杨氏统治播州的700多年间历经唐、宋、元、明多次改朝换代。每次改朝换代之际播州杨氏都在第一时间投入新王朝的怀抱，对昔日的旧主子从无一丝一毫的留恋之情。新王朝为笼络地方豪强势力自然乐得做顺水人情，因此每次改朝换代之后播州杨氏都能很快与新王朝确立君臣关系。700多年间中央政府和播州杨氏达成了一种默契：播州杨氏在服从朝廷政令的前提下得以享有高度的内部自治权利。
如果播州杨氏政权安稳听话，那么朝廷也就会默认其统治；反之如果播州杨氏有反叛之心，那么朝廷就会出兵将其剿灭。播州杨氏自然知道自己的实力不足以同朝廷对抗，所以一直小心翼翼维持着与朝廷的关系，而在改朝换代之时又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左右逢源。长期以来杨氏政权在中央政府眼中一直是维护地方稳定的核心力量，不过这样一种维持了700多年的默契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却被打破了。
话说隆庆五年（1571年）杨应龙世袭了父亲杨烈的播州宣慰司一职。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杨应龙因向朝廷进献大木美材七十棵而受赐飞鱼服与都指挥使职。后来又因助朝廷平定四川的“苗人叛乱”被加封为骠骑将军。直到这时播州杨氏与朝廷的关系至少看起来依然还是正常的，然而在正常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不正常的暗流。在《平播全书》中杨应龙被记载为一个生性雄猜、阴狠嗜杀的人。
据说杨应龙的居所像皇宫一样雕龙饰凤，还在自己的辖区内强征民女为绣女、阉割平民儿童为奴……当然《平播全书》是朝廷在平定播州之乱后所著，所以故意丑化杨应龙也并非不可能，不过至少在有一件事上《平播全书》并没冤枉杨应龙——那就是他和当地少数民族土司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当年朱元璋册封的播州宣慰司在名义上管辖着西南八司。
实际上这其中只有播州、真州、荣山三司由杨氏统辖，其余五司则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统辖。由于杨氏是明朝册封的播州宣慰使，所以五司七姓首领也要接受杨氏的监督。长期以来杨氏家族一方面维持着与朝廷的良好互信，另一方面与当地少数民族土司也保持着良好关系，然而到了杨应龙这一辈却与五司七姓的首领结怨颇深。这就为他日后的杯具命运埋下了伏笔。
万历十八年（1590年）杨应龙被人控告谋反。告发他的人是他妻子的叔叔张时照。张时照为什么要告发自己的侄女婿呢？原来杨应龙因为受小妾田雌凤挑拨就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岳母。杨应龙妻子的娘家虽不及杨家显贵，却也是当地的世家豪门。杨应龙的妻子曾被朝廷册封为诰命夫人。由于诰命夫人是君王册封的，所以未受君王许可不得惩罚。杨应龙擅自杀死朝廷册封的诰命夫人相当于是在藐视朝廷的权威。
况且俗语有云：“一个女婿半个儿”。擅杀作为长辈的岳母在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朝廷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如果换了别人擅杀朝廷册封的诰命夫人和岳母一定会被判死罪，然而杨应龙毕竟是一方“土皇帝”，所以万历皇帝为避免激化事端就对其网开一面。尽管万历皇帝未做惩罚，然而张家和五司七姓却一直在联名上告讨说法。这就令万历皇帝对杨应龙变得相当糟糕。
即使我们假设杨应龙并没谋反之心，可他擅杀朝廷册封的诰命夫人已有明显的藐视朝廷之心。朝廷容忍杨氏在播州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就是为维持地方安定，然而现在杨应龙把与当地少数民族土司的关系处理得一塌糊涂。杨应龙妻子的娘家、五司七姓首领这些人的实力确实不及杨家，可当这些人加在一起联名上告的时候万历皇帝也需要掂量一下自己到底该站哪边呢？
继杨应龙妻子的娘家、五司七姓首领这些人联名上告之后贵州巡抚叶梦熊也向朝廷通报了他所知道的杨应龙的一些不法行为。身为贵州巡抚的叶梦熊在这时站出来指控杨应龙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杨氏所经营的播州在宋、元时代一直隶属于四川管辖，因此杨家一直和四川官方保持着很深的渊源。明代初期播州在名义上仍归属四川，但实际上四川官府管不着杨氏土司政权。
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从原来的湖广行省、四川行省、云南行省各拆分出一些地区组成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建省以后播州杨氏就陷入到了复杂的地缘政治漩涡之中。播州在明代的管辖权一直在四川和贵州之间变来变去。到了明朝嘉靖年间贵州地区获得了播州的军事管辖权，四川地区却仍保持着对播州的行政管辖权。一仆侍奉二主的尴尬可想而知。
尽管四川官府、贵州官府都管不着杨氏土司政权的内部事务，但在两件事上播州杨氏土司政权是要服从官方领导的：一是在经济上要向官府缴纳税赋；二是在军事上要协助官方维持地方稳定。除此之外你关起门来当你的“土皇帝”就没人管你了。然而播州的管辖权在四川和贵州之间来回变动就导致了问题：播州的税赋究竟是交给四川官府呢？还是应当交给贵州官府呢？
贵州在当时属于财政贫瘠的省份，所以贵州财政常要靠播州内辖土司“协济”。为人跋扈的杨应龙常掠夺各中小土司财富据为己有，从而导致他与五司七姓土司之间的关系紧张。况且杨氏管辖范围又并非贵州传统意义上的“协济”范围，所以四川、贵州两省常为争夺播州“协济”发生口角。多年来杨家与四川官府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杨应龙本人也与四川巡抚李化龙私交甚好，所以播州的财富更多流向了四川。
早就对此不满的贵州贵州巡抚叶梦熊见有人联名上告杨应龙就索性趁机加把火。当时松潘地区发生动乱，四川方面需要调播州的武装去协防，所以四川巡抚李化龙奏请暂免勘问，然而贵州方面始终是要置杨家于死地的姿态。万历十九年（1591年）叶梦熊奏请废除杨家在播州的世系职务、改派流官进行治理。李化龙与之意见相左，于是双方把官司一直打到了皇帝面前。
最终万历皇帝决定让四川、贵州两省共同堪问杨应龙。在这种状态杨应龙自然更愿意选择去四川：毕竟杨家在四川打点多年，而一旦去贵州则前途未卜。万历二十年（1592年）杨应龙赴重庆受审期间正值丰臣秀吉进犯朝鲜。身为朝鲜宗主国的明朝决定抗倭援朝。这时杨应龙主动提出愿意出钱、出兵支援前线。在这种形势下朝廷同意让杨应龙戴罪立功。
可杨应龙回到播州后还没来得及派出兵马开赴前线就得知朝鲜战争结束了。这下杨应龙将功补过的机会就没了，于是朝廷中又有人开始主张继续追查杨应龙。这时与杨应龙交好的四川巡抚李化龙已被调走，继任四川巡抚王继光和贵州巡抚叶梦熊联名请求堪问杨应龙。杨应龙有了上次受审的经历之后是死活不肯再离开播州了，王继光随即以拒绝配合朝廷堪问为由领兵进入播州。
官军抵达娄山关时被杨应龙的兵马伏击。如果说在此之前杨应龙的行为还只是在播州当地作威作福，那么现在他可就算是公开与朝廷兵戎相见了。这次军事冲突发生后万历皇帝下令征剿杨应龙，而杨应龙则玩起了弃车保帅的把戏：他把引发军事冲突的黄元等12名将领交给朝廷治罪，又向朝廷缴纳四万两“采木钱”用以抵罪。恰巧此时丰臣秀吉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所以朝廷不愿西南地区再生事端。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兵部侍郎邢玠担任贵州总督后再次问罪杨家。邢玠要求朝廷罢免杨应龙的官职，改由他的长子代行播州土司之职，同时要让杨家二少爷到重庆当人质。杨应龙知道自己的实力无法与朝廷对抗，所以对这些要求几乎是完全照单全收。然而杨家二少爷到了重庆以后却莫名其妙死了。具体的死因现在已不得而知，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彻底导致了杨应龙和朝廷的决裂。
杨应龙要求重庆方面把儿子的尸体送回来，然而重庆方面却拒绝了这一并不过分的要求。这时杨应龙承诺的四万两抵罪的钱尚未交完，于是杨应龙对外放出话：“吾子活，则银子至矣（我儿子什么时候活过来，那么银子就什么时候送到）”。当然杨应龙也意识到这么做会有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所以他开始暗中进行一系列战争准备：杨应龙在播州境内排兵布阵、修筑工事，还派手下兵马四处骚扰播州附近地区。
万历二十四年杨应龙出兵袭掠余庆、草塘二司，焚劫兴隆、都匀各卫，围黄平，戮重安。万历二十五年杨应龙流劫四川江津、南川诸邑，袭击贵州的洪头、高坪、新村等屯，接着侵扰湖广四十八屯。杨应龙知道这样一来自己与官军的战争已不可避免，所以他大肆招募苗族壮丁入伍：分发钱财粮食、配备精良装备武器。杨应龙在一系列掠夺和募兵中将军队规模扩充至十六万之众。
至此杨应龙已成为明朝西南一大祸患。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第二次抗倭战争的结束使朝廷得以腾出手来。万历皇帝面对西南的这位土皇帝决定彻底根除毒瘤。昔日曾与杨应龙交好的李化龙如今作为朝廷任命的三省总督奉命剿灭杨应龙。就在朝廷大军集结之前杨应龙亲自率军袭击了綦江城并进行大规模屠城。在战争初期播州方面甚至一度占据优势：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率领3000兵马围剿杨应龙却被打得全军覆没。
然而杨应龙以播州一隅之地对抗举国大军到底还是难以持久。尽管一开始杨应龙曾在战场上占据优势，然而随着明朝各路大军纷纷集结之后战场形势开始逆转。最后李化龙以二十四万大军兵分八路合围杨应龙：杨应龙被明军围困在孤山海龙屯。围山四十五天后名将刘颋从后山攻破海龙屯。自知无力回天的杨应龙自尽身亡。至此延续700多年的播州杨氏政权灭亡。
万历皇帝在灭掉播州杨氏土司政权后在当地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当地的世袭土司，改由朝廷任命流官治理。为实现对当地的分而治之就将其分割为遵义军民府和平越军民府：前者继续隶属于四川省管辖，后者则划归贵州省管辖。清代延续了明代的“改土归流”政策：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后朝廷对西南云贵川地区的控制力度得到加强，于是对云贵地方土司的改土归流工作开始得到大规模的推广。
到1725年时清王朝在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工作进入高潮时期。这时担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向雍正皇帝建议对云、贵、川各省进行新的省界划分。这一时期清政府在西南地区所推行的改土归流工作并不总是在和平状态下进行的，事实上随着改土归流工作的推进使清朝政府军和当地土司武装力量之间的摩擦愈演愈烈。在这种形势下贵州已然成为随时可能用兵的军事要地，而四川则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驻守云贵地区的大军需要四川作为提供粮草的后勤基地，所以改土归流的平稳推进必须确保四川的安全。当时四川省管理的面积非常大：管辖着现在的四川省、重庆市、贵州遵义府以及陕西部分地区。把遵义从四川划入贵州相当于在四川和贵州之间划出一个缓冲屏障。一旦贵州有变之时平叛大军即可经遵义进入贵州；如果叛军势力强大到一时难以剿灭，那么有遵义作为屏障挡着也可保证四川无虞。
另外开发较早的遵义要比当时贵州其他地区发达，所以遵义划入贵州也可以带动贵州的发展。这也符合清王朝一以贯之在大省和小省之间保持政治平衡的策略。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皇帝下诏将遵义府由四川省划归贵州省管辖，同时将原来隶属于贵州的古蔺（现在属于四川泸州的古蔺县）划拨给四川。遵义在四川与贵州之间的两属状态至此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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