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豆号为什么最后为崇祯殉国的大部分都是“祸国”的太监，感觉“爱国”士大夫却几乎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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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请自来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应该这么说，大明养士三百年。确实有很多士大夫牺牲于抗清前线，比如全家被灭门的孙承宗，6个儿子、2个侄子、12个孙子跟侄孙相继战死，英勇殉国，最后全家男女老少总共47口人全部被清军屠杀。
但养士三百年，也惯坏了很多人。
以清军灭南明，攻下南京城时很多人的表现为例：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十五日，清军在南京城北扎营后，文武百官纷纷迎降，其中投降的勋贵有：
魏国公徐允爵（洪武时期中山王徐达后人），保国公朱国弼（成化时期抚宁伯朱永后人）；
灵璧侯汤国祚（洪武时期东瓯王汤和后人），安远侯柳祚昌（永乐时期融国公柳升后人），永康侯徐弘爵（永乐时期蔡国公徐忠后人），临淮侯李述祖（洪武时期岐阳王李文忠后人），镇远侯顾鸣郊（永乐时期夏国公顾成后人），隆平侯张拱日（永乐时期郧国公张信后人），怀宁侯孙维城（天顺时期涞国公孙镗后人）；
总督京营戎政、忻城伯赵之龙（永乐时期都指挥使赵彝后人），南和伯方一元（天顺时期南和侯方瑛后人），东宁伯焦梦熊（天顺时期东宁侯焦礼后人），宁晋伯刘印吉（成化时期宁晋侯刘聚后人），成安伯郭祚永（永乐时期兴国公郭亮后人），襄卫伯常应俊（弘光帝新封）；
投降的皇亲有：
大兴伯邹存义（皇太后弟弟），洛中伯黄九鼎（弘光帝原配黄氏兄弟），驸马齐赞元；
投降的文官有：
文渊阁大学士蔡奕深、礼部尚书钱谦益、都御史李沾、唐世济，翰林院掌院事詹事府正詹事陈于鼎等。
十八日，清军进驻南京城，赵之龙特意将大中桥以东都划为兵房给清军住。这样一来，很多居民都只得搬移，人们哭着离开这里。
清军进来后，各位官员纷纷带上米面、菜果等劳军物品到马路上慰问清军表孝心，赵之龙还把演员组织起来进行慰问演出，看得多铎连投降的明军将领刘良佐求见都没理睬，直到戏演完后才撤席。
清兵到达后，总督京营戎政府和都察院各派了两个官员在道路旁跪迎，并高声报名。等到士兵高声喝起时，文武百官就出城迎接。当时天还下着大雨，却没有一个人敢落后。
这等无耻的行为，连乞丐都看不下去了。当时，一个乞丐百川桥上题诗云：“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修成命一条！”然后就投桥而死。
不过这个乞丐能作诗，可能以前也是读书人，很可能是遭遇兵灾落魄了……
但我们不能把板子都打到士大夫身上。因为如前所说，投降的勋贵和皇亲更多。而士大夫里也有硬汉。
比如，吏部尚书张捷、刑部尚书高倬、工部尚书何应瑞、左副都御史杨维垣等高级文官却纷纷自杀。
而礼部主事黄端伯不但拒绝投降，而且还在门口大书“大明礼部仪注司主事黄端伯不降”。后来，多铎派人把他抓走。见到多铎后，左右要求他跪下，但黄端伯拒绝下跪，反而是南面盘腿而坐。在书写职名时，他自称是“大明臣子黄端伯”。多铎问：“你认为弘光是什么样的人？”黄端伯说：“天子圣明！”“那马士英呢？”“当然是忠臣！马士英不肯投降，然后带着三千兵马护卫皇太后前往浙江，怎么会是不忠？”然后他又指着赵之龙、钱谦益、王铎这些人说：“这些人才是不忠不义之徒！”
最后多铎干脆拔刀威胁，结果黄端伯竟然把头伸过去说：“头在此！”
这让多铎不得不感慨：“南来硬汉，就只看到这一个人。”随后就将他送到监狱中，后来黄端伯不幸遇害。
但这些硬汉被那些头像的文武百官所掩盖了，所以让人感觉“爱国”士大夫似乎都消失了。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
俗话说“仗义每多屠狗辈 负心多是读书人”。归根到底，一个人如果非常有钱，而且一直得到全社会的优待，很容易就培养出强烈的优越感和自认为高人一等。这样的人会很惜命，更不可能为别人拼命。
因此当清军杀过来的时候，那些士大夫是很难为国家殉难的。试想，如果你家里有良田千倾，娇妻美妾。你轻易舍得死吗？所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意思是家中有一千金的富人，不会靠近堂屋的屋檐处坐卧，因为怕被屋瓦掉下来砸着。
而且人钱多了，可以出卖的东西就多。再加上大明养士三百年，很多士大夫以为明清交替只是换个皇帝，自己臣服了，满清照样要依靠自己。
结果没想到……清军有八旗这个基本盘……读书人的支持其实并不重要……不听话就杀刀子。
这也是为啥明代很有名的廷杖到清代就没了……因为直接就砍了……
“诸臣误国，文臣人人可杀，”这是崇祯皇帝临死前留下的遗书，从这个遗书我们也可以看到崇祯皇帝对于这些士大夫是多么的失望透顶，和太监们相比，他们的忠诚度差远了，明朝灭亡跟文臣不作为也有着必然关系，那么为什么崇祯殉难时拼死保护的是“祸国”的太监，而那些士大夫却躲在家里等待迎接新的主人，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士大夫为首的东林党和以太监为首阉党的发展经过。
明朝末年东林党和阉党是两大敌对势力，天启皇帝年间，东林党一直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压制，而崇祯皇帝即位以后直接利用铁腕铲除了魏忠贤，阉党也受牵连，曾经被打压的东林党获得喘息，受到崇祯皇帝的重用，慢慢在朝廷拥有话语权，为朝政出谋划策，而东林党代表了士大夫阶层，阉党被边缘化，但仍然待在皇上身边服务。
二、明朝后期的士大夫是自命清高，指三道四，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崇祯皇帝执政的十七年，全部重用以士大夫为首的东林党人，他所用的士大夫只会高谈阔论、互相攻击，他们永远对别人的看法说三到四，自己却提不出任何解决方案，真可谓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
士大夫阻挠国家加大工商阶级税收，导致财政危机。明朝的士大夫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崇祯皇帝不愿让农民负担更多的税赋，只能增加地主阶层的税赋，却遭到了士大夫的强烈反对，万历二十七年，在国家财政实在艰辛的情况之下，万历皇帝派出了矿监税吏去收矿税，希望借此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此举立刻引来文官集团排山倒海的指责，在利益面前，这些士大夫永远想的都是自己，导致国家财政危机，农民起义不断，国库亏空导致士兵粮饷问题不及时，士兵士气低下。
反对与满清议和，导致明朝错过休养生息的良机。杨嗣昌为解决双线作战的问题，提出与满清议和专注镇压农民起义的方案，然而这些东林党人个个大义凛然，声称议和就是丢老祖宗的脸，把杨嗣昌给打的遍体鳞伤，议和计划也无果而终，最终导致明朝失去了这难得休养生息的机会，最终两线作战，加速灭亡。
阻挠迁都，扼杀了崇祯南撤的计划。在北京城破前夕，崇祯皇帝曾考虑过迁都南京，避免被李自成围困，然而这帮文臣坚决反对迁都，要决战到底，导致崇祯犹豫不决，失去了南撤的机会。
三、以王承恩为首的太监为何对崇祯如此忠诚，直到崇祯皇帝殉难时也守在身边。
崇祯即位以后，王承恩也跟着升迁为司礼秉笔太监，王承恩不像明朝的其他太监一样恶贯满盈，他对皇上忠心耿耿，大肆整顿厂卫，使得太监完全听命于皇上的调遣，这也是为什么崇祯皇帝殉难时太监们如此忠诚的主因。
综上所述:太监们经过王承恩整顿之后完全听命于皇上，而这些士大夫只会高谈阔论，自命清高，并不能为皇上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崇祯皇帝殉难是太监拼死保护而士大夫做鸟兽散的重要原因。
什么是乡愁？乡愁如何用诗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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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乡愁？一种情绪，一种感情，心中总是放下情绪，情绪变化时无奈恋情而升，对家乡的感觉深深印象刻在脑海里浮躁动，没有一时停下来。对家乡亲人们有无数情结，结结实实存在，明愁千里迢迢牵封露，渚薰岁月蹉跎不饶人，千里迢迢感情，很遗憾的事，愁乡是一个人情感情躁浮动，是一个人难隐奈的感觉，飘然如上九重天，烈火真心情沉重重，情结沉绽。
千里迢迢走天涯，
浮躁心里放不下，
乡秋千索万般雨，
一路揪结霜魂夹。
。
游子意吟撫心律，
岁月惆怅憔悴已，
如曲无娇消沉渡，
往日无期荒心戏。
乡愁是对故乡、故友、家人、乡音的一种思念。
《乡愁小诗》一首:
天涯游子回故乡，
故友家人喜若狂。
乡音无改鬓毛衰，
美酒浓茶唠短长！
北宋都察院掌院范仲淹与开封府尹包拯同朝为官，他们两人谁的仕途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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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对于范仲淹与包拯官衔的表述都错了！
都察院是明清时期才有的官衙。宋朝类似的机构是御史台与谏院。即现在的纪检部门。
范仲淹与包拯都当过多年的御史、谏官，相对而言，包拯更以谏官出名，当到了谏官的最高级别御史中丞，即最高检检察长。
范仲淹的官衔还要更大一些，他在庆历年间一度进入宰执大臣班子，拜参知政事，主持改革事务，即大名鼎鼎的庆历新政。
包拯从来没有担任过开封尹。在宋朝，开封尹一般都是由皇太子兼任。包拯的实际职务是权知开封府，即代理开封市市长。这两个官衔级别相差极大。
包拯在开封府担任知府的时间很短，前后不过一年，在史书上一笔带过，并没有记载重大功绩。他的种种断案传奇经历，都不是正史，而是出自清朝小说《三侠五义》。
两人之间谁的仕途更加完美呢？
毫无疑问，是范仲淹。
中国古代士大夫最大的追求便是实现三立，即立功、立言、立德。
能实现三立者，方可称圣人。历代以来，实现三立者寥寥无几。公认的只有两个人——宋朝的范仲淹，明朝的王守仁。
范仲淹主持西北军政，对抗西夏十数年，西夏不得寸进；归朝后主持变法，大兴改革，对宋朝影响深远：此可谓立功！
范仲淹虽然不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然他诗词文赋皆十分奥妙，即便不及欧阳修、苏轼，也可与王安石齐名，在曾巩、苏辙、苏洵之上：《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以来为官者的最高典范：此可谓立言！
范仲淹德行向来为世人称道。他出身贫寒，为官之后将一生钱财拿出，为族人购买义田，让族中聪颖者可以读书科举，让老弱者老来有所依，贫瘠者不至于饿死。范仲淹病故之时，家中没有半点积蓄，棺材板钱都是朋友出的。
两宋士大夫中仁人君子众多，范仲淹却是公认的君子中的君子，仁人中的仁人，称其为两宋第一人，丝毫不为过。
至于包拯，绝大多数事迹都源自小说。当然，他作为谏官扳倒了不少高官，维护了国家法度。至于其他，距离范仲淹实在太远。
论作为包拯比不过。范仲淹谥号文正，一生刚正不阿敢言直谏，第一次被贬就是因为驳太后干政，这样的人今天也没几个。就是开封府的干活，范文正也是敢于处理权贵的，包拯正史功绩不多啊
古代的先贤都是以姓氏加子来称呼，如孔子、墨子等，那么老子为什么不叫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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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先贤都是以姓氏加子来称呼”，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比如“鬼谷子”叫王诩。他既不姓“鬼”，也非“鬼氏”。鬼谷只是地名而已。再如“文中子”，姓王名通，叫王通，“文中”既非姓，也非氏。再如“准南子”，属杂家，也是百家之一。可见，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不成立的。
既然这个问题提到姓氏和称呼，那么，我们就先从这两个方面辩析一下。
先说姓氏。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姓和氏已经合而为一了。现在，一般人很难说清楚姓和氏当底有何差异。我曾经查了不小资料，都没有找到明白的答案。其实答案就在一句简单的话中“姓别婚姻，氏别贵贱”。
婚姻分别的是一种家庭血缘关系，贵贱分别的是一种社会等级秩序。《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又说：“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按现在的姓加名我称呼方式，黄帝应该叫公孙轩辕。那么，“得姓者”是什么意思呢？按现在理解，应该是有十四人跟黄帝姓，姓公孙。但问题是，剩下的十一人。为什么不得姓呢？
显然，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根据《史记.索隐》，黄帝十四个得姓的儿子留下十二姓。他们分别是：姬、酉、祁、己、滕、葳、任、荀、僖、姞、儇、衣。这样，就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黄帝与十四个得姓的儿子们都不同姓。按据这个情况，再加上“姓别婚姻”。可以大体推断，姓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名，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称呼。当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娶妻生子后。他们的孩子之间，不能成亲，为了区别，给他们冠以“姓”。因此，同姓，是近亲。
再以孔家为例。孔子的祖先宋国人，宋襄公的儿子。本来是有继承国君资格的。可是他把君位让给弟弟。所以，孔家是宋国国姓。因为宋国政治动乱，孔子的祖先跑到鲁国。从宋襄公的儿子开始，传了五代到孔父嘉。按五代血亲的制度，出了五代，就不是亲戚了。所以，孔家的后代，以孔为姓。
从以上可以看出，先秦时代，姓不是象后来一样不变的。而是可变的。父子之间不同姓的情况有很多。兄弟之间不同姓的也有很多。我们再举个例子说明。鲁有有三桓，他们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我们都知道，鲁国是周公的封地。所以，鲁国与周朝同姓，应该姓姬。鲁桓公死后，他的儿子鲁庄公继位，另外还有三个儿子。老大庆父（庆父不死，鲁难不已说得就是此人）、老二叔牙，老小季友，都成为鲁国大夫。分别就是孟孙氏，叔孙氏，季氏。后来，庆父就是孟姓的祖宗，叔牙就是叔孙氏的祖宗，季友，就是季姓的祖宗。我这里有的写姓，有的写氏，并不为错，因为到这个时候，姓与氏基本上合而为一了。
说完姓，下面再说说氏。氏别贵贱。氏一开始的时候，就与社会组织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氏族。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群体。所以，氏与姓，一开始就是联系紧密的。氏族中，血缘关系近的，就是同姓（五服之内，后代的姓，就是始祖的名）。古代氏族，与现在农村的结构是一样的。一个村之中，同姓的很多。但是，五服之内，是不准通婚的。叫同姓。超出五服的，叫同氏。
进入封建社会之后，氏族为单位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但是，氏族社会的痕迹依然保存着。这就是世家大姓。汉唐时期，大姓的社会影响力都是很强的，比如琅琊王氏，河东柳氏等等。
姓与氏的问题，基本是这样。下面再说称呼。先秦时期，人的称呼不是今天的姓加名的方式。在社会等级制度之下，不同的人，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称呼。
父母以及尊者，在上位者称呼在下位者，一般称名。下级称呼上级，一般不称名，而称号。比如，齐桓公名字叫小白。齐国姜姓，可以叫姜小白。国君可以国为姓，他又可以称齐小白。当我们今天把齐桓公称做齐小白或姜小白的时候，体现的是现代人的自做多情。因为历史上没有人会这样称齐桓公。当时他的父母就称他为“小白”，他的手下在他没当国君之前，称公子，当国君之后，称国君。死了之后称谥号，既桓公。这种文化特点，今天依然部分保持着。比如在部队中，条令明确规定，上级称下级称名字。下级对上级称职务或军衔。这在文化精神上，与古代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有五千年文化的证据。五千年前的行为方式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依然保持着。
上面这些都明白了，就可以讲一下诸子的称呼了。对诸子的称呼，是后世对他们的叫法，比如孔子，在他生前的时候，人们对他的称呼未必是孔子。而是“夫子”，夫子就是先生之意。这与今天称老师是一样的。子路问荷蓧丈人：“子见夫子乎？”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夫子就是今天的老师之意。子路对一个种田的老人也称“子”。可见子在当时，就是一种情感上的尊重而已。
老子也是后世对他的称呼。后世为什么称其为老子？现在基本上不可考了。《史记》中说：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聃。关于老子的称号，后世著作中，还有许多，比如《神仙传》里说，老子，字伯阳，名重耳。这些称号里，大都说明老子的耳朵比较大，聃，就是耳朵比较大的意思。但关于“老”的解释，大都有神话色彩，比如说老子的母亲八十多岁才生的老子。有的说是怀孕八十多年而生，等等。这些说法，恐怕是不可信的。但如果说因为老子出生的时候，比较老相，又耳朵比较大，故称老聃。或许尚有可能。
总之，因为老子被叫做老聃，才称为老子的。这一点应该是不错的。
中国文化，号称有百家之说，但实际上后代能够并驾齐驱的，只有儒道两家。称为儒道互补。儒家是入世之学，但也有出世的，这就是穷则独善其身。所以，儒以入世为主流。道以出世为主流，但道也并非完全出世，老子之学，就是“君人南面之术”，说白了就是政治学说。法家的韩非，在《史记》中与老庄并传，就是证明。在司马迁看来，韩非与庄子都与老子有关联，但庄子是出世的，法家韩非是入世的。
后来的诸子，学术上与儒家相近，有入世倾向的。都是以姓名之，比如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后世的韩子、程子、朱子等等，儒家是讲究，显亲扬名，光大门楣的，所以，姓对他们来说，就很重要。但有出世情怀的，就不太注重姓氏。因为在他们看来，姓氏没那么重要。所以，老庄之后，道家的名号，就不太重视姓氏，而重视所谓的道了。比如，葛洪叫抱朴子。他所抱的“朴”，就是《道德经》中的朴。比如陈抟，叫“扶摇子”，就是庄子《逍遥游》中“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扶摇”。
因此，诸子，并不全都是以姓氏为名的。其它的还是杂家，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是子学中重要经典，可是吕不韦没有被称为“吕子”。《淮南子》同样是杂家，淮南王刘安大约是可以称为一家的。
诸子之中，还有一家在中国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医家。他们有医学理论经典《黄帝内经》。这是子学中的重要经典，但是，医家的作者们把自己的著作权无偿转赠于老祖宗黄帝了。黄帝也没有称有“黄子”或“公孙子”。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心得体会，未必准确。权当抛砖引玉。
李悝是李子。商鞅带着他的书《法经》应秦孝公《求贤令》在秦国以《垦草令》掀开变法的帷幕，为秦始皇统一奠定坚实的管理基础。
“李悝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为魏文侯到武侯时心腹之臣。李悝以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还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作平籴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法经》是李悝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作出的奠基：秦律从《法经》脱胎而成，汉律又承袭秦律。李悝的著作录于《汉书·艺文志》有法家类《李子》三十二篇，儒家类《李克》七篇；兵权谋家《李子》十篇，也可能是李悝所作，以上三种著作早已亡佚。《水经注》和《文选·魏都赋》注都引有《李克书》，《汉书》以李悝与李克为两人。但儒为求治是德、政并用或者说礼法并行，先秦只有儒一门而已，断李悝与李克为一人。“有赏有罚，唯才是用”不是法家专有，是为治为用。”――《因果决策》文明的解读
为什么孔子、孟子、老子的名字后面都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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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邀请，“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对有学问的人的尊称，就像现在我们称“老师”，“先生”一样。
这充分说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
我们这里过去对医生也是尊称为“先生”、“大夫”。表明人们对有才华的人的敬仰与尊敬。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接班人，一定要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养成尊老爱幼，尊师重教的习惯。牢记老祖宗留下来的优良传统，这样中国的明天就会越来越好!
我们都知道，在春秋时期，文化圈里出了一个诸子百家。因为春秋在秦之前，所以也可以叫做“先秦诸子”。
所谓诸子，基本上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界大咖，比如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他们分别是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著作，一般也可以用“×子”命名。
子，当然是一种尊称，简单翻译，可以视为“先生”。
不过，春秋及之前，子往往是指一种爵位，公侯伯子男中排第四。《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西周时，楚、巴、耿、越、邾、莒等都是子国。而在后面的秦汉，都没有设子爵。
子在诸子百家的时代，就是对文化大咖的尊称。
元朝算不算中华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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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算不算中华正统，得先问问天下有母族情怀的汉人认可不认可？
元朝曾对两宋历代皇陵进行过有组织的官方的盗掘。把陪葬物品洗劫一空外，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把尸骨弃于荒野，只留下头骨涂上染后带入皇宫，作为皇帝和皇后及妃子的溺器(尿盆)。这就是蒙古统治阶级干出来的人事儿，死人尚且不能得免，况活人乎？别说认可蒙元为中华正朔，恐怕作为一个朝代能够得到赵宋子孙的认可都难！
蒙元王朝完全是靠残暴杀戮建立起来的征服王朝。它们欠下的血债，罄竹难书。其中仅仅忽必烈就在中国屠杀超过1800万人；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的1274年，人口仅有887万。蒙古在攻灭金国后，就计划将金国的汉人全部杀光，再将他们的土地全部改造成草原；由于耶律楚材晓以利害，汉人可以给国家提供劳力与税赋，所以窝阔台大汗这才放下屠刀，汉人得以幸免。即便是在建元后，针对包括南人在内的汉人的大屠杀依然十分多。元惠宗时，宰相伯颜被封为秦王，他十分的排汉，曾主张杀绝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但没有得到元惠宗的同意，这才作罢，由此可见蒙古贵族对汉人仇视程度有多深，所以元代的四等人制度从统治阶级角度出发是顺理成章的。
为了维护其有效统治，元朝统治者把蒙人分遣到内地广大汉区，由于蒙人人数有限，只能以点代面加以控制，所以就有了十家一把菜刀的由来，不仅如此，蒙古统治者还规定汉人不准打猎，不准结社，不准祭祖。
元之前的百姓遭受到的仅仅是阶级压迫与剥削，而在元代百姓又多了一层民族压迫与剥削。
所以从主体民族的民族感情而言，元代算中华正统，实难接受。
再说从华夏文明角度看，它也不能算正统。
所谓“正统”，按照孔子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观点，显然没有做到，只是夷狄入中国，但没有中国之。虽然程度较低地推行“汉化”政策，也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其目的也为了巩固皇权。依汉制建元称帝，从蒙古贵族统治者来说是找不出第二个更好的方式统治中国，内心里是不得己而为之。原因是汉族地域四季分明丶物产丰富丶文化经济发达，这么好的宝地，自然倍加珍视。更为让蒙古人头疼的是汉族人口众多，是其百倍、千倍，而且汉人的特点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丶能别能生存，特别有智慧，所以对于这么庞大的族群只能采取以汉制汉的方式加以统治。
此外，蒙元第一次彻底的折断了华夏文明的千年延续，华夏文化从此受到压制，没有得到发展。不彻底的汉化，使得元代中后期的皇帝里有的竞不会说汉语，至于汉人进入高层参政的人数更是寥寥。
当然，这也与蒙古贵族文化上不自信有关，所以就有了被后世诟病的十个职业：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九儒是读书人，其地位比要饭的强点，但还没有卖身的妓女地位高。一个不尊重知识分子的朝代，何谈文明？
尽管元朝统一了中华大地，并把西藏纳入版图，但只是结束了封建割据局面。而且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并没有带来积极的进步意义。
因此综上所述：无论是民族感情，还是文明角度，元朝都不能算作中华正统。作为一个朝代存在于中国历史，就己经抬举它了！
有个类似的问题，清朝算不算正统？
说好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呢！
怎么最后居然是从清政府手中类似于禅让式的接过了统治权，甚至还为此拱手将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才谋得了中华民国的建立？
道理非常简单，清朝可不是满汉的皇帝，那可是汉满蒙藏回的五族皇帝，只有他逊位，方才能合法的获得五族的认同，保全整个华夏版图，避免从道义上的造成内乱。
从这个维度上讲，元朝必然算中华正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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