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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是哪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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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专指御史台监狱，“乌台诗案”是指苏东坡因诗歌内容被御史弹劾，被逮捕审讯一事。
“乌台诗案”发生在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3月。事情的导火索是他给朝廷的谢恩表说了几句可以挑出毛病的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隋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一词，是指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根据苏东坡心直口快的性格，他是有可能讽刺这些人的。
御史李定和舒直就是这样的无能之辈。王安石变法，朝廷上形成了变革派和保守派，李定和舒直属于变革派的人。现在苏东坡直接讽刺他们，他们心里痛恨。皇帝很喜欢苏东坡，他们害怕苏东坡有朝一日受到重用，他们会受到打击，他们决定搞死苏东坡。
御史台的人从苏东坡写的诗中找毛病，说他对朝廷不满，对皇帝不敬，对变法有怨言。御史弹劾他，苏东坡被关进御史台监狱。
起初，苏东坡不承认御史的指控，后来他承认有批评新政批评朝廷之意。
经过40多天审讯，案件审理完毕，证据材料交给皇帝。
皇帝不想杀苏东坡，让亲近的人认真查阅案卷，派人到监狱偷偷观察苏东坡。
同样的一句诗歌有多种理解，与所站角度有关。
最后因证据不足，苏东坡没被判刑。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有39人受到本案牵连，受到处罚。
“乌台诗案”发生的背景是党争，苏东坡所做的诗是对朝廷新政坦诚的批评，他被别有用心的恶意中伤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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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神宗赵顼统治期间，发了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之所以发生，主要跟一个人有关，这个人是谁？乌台诗案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乌台诗案中的诗又是哪首诗呢？
上面说到，乌台诗案的发生，主要跟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词人苏轼，苏轼家的基因是真好，一家之中出了三个著名的词人，还都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第一个便是苏轼的父亲苏洵，第二个是苏轼他自己，第三个是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轼一生的经历可以用跌宕起伏四个字来形容，不过难得的是，苏轼并没有受到这些复杂经历的影响，依然保持着宽容大度，爱好美食的品性。
苏轼第一次进京考试时，并不是像其他人那样独自一个去考试，苏轼是和父亲苏洵，还有弟弟苏辙，一起进京考试的，当时担任主考官的人，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领袖。
另外还有一个小试官梅尧臣， 梅尧臣虽然没有欧阳修和苏轼有名，但是也是当时在文坛上排的上的人物，这两位考官，都致力于诗文的革新，苏轼考卷内容的文风是洒脱豪迈的，这种文风在当时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文风令欧阳修和梅尧臣眼前一亮。
尤其是欧阳修对苏轼更是十分赏识，称赞他以后的文章，必定独步天下，因为有了文坛领袖欧阳修的称赞，使得苏轼很快便声名鹊起，每当苏轼有新作品发布的时候，必定传遍京城，连带着他的父亲苏洵也一起名满京城。
正当父亲苏洵和儿子苏轼在京城想要大展身手之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在京城大展身手，急匆匆的赶回家乡，因为苏轼和苏辙的母亲因病去世了。
父亲苏洵在接到妻子去世的消息后，连忙带着两个儿子，赶回家乡奔丧，按照制度，苏轼和苏辙作为儿子，需要为母亲守孝三年，守孝期满后，才能参加科举考试。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很快守孝期满，父亲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再次来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皆都考中，苏轼被朝廷任命为大理评事，苏辙则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
而父亲苏洵与两个儿子不同，他是由当时的宰相韩琦推荐，被朝廷任命为秘书省试校书郎，后来又成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不过苏洵只当了五年的官，后来因病去世了。
父亲苏洵的去世，也暂时中断了两个儿子的仕途，苏轼和苏辙需要处理父亲苏洵的丧事，之后扶着灵柩返回家乡，守孝三年，这短短的三年，朝中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苏轼和苏辙在回到朝中的时候，朝中的环境已经跟之前的有所不同，因为此时在朝廷中出任宰相的人，变成了革新派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同样也是一个正面人物，只不过与当时的欧阳修和苏轼，以及苏辙这三人的政见不合。
欧阳修就是因为反对宰相王安石的变法，受到宰相王安石的排挤，只能暂时从朝中退出，回到家中休养，苏辙经过实际调查后，看到宰相王安石所实行的青苗法，并不可行，于是便给宰相王安石写信，竭力劝阻宰相王安石停止青苗法的实行。
宰相王安石此时实行变法的势头正猛，加上也急于证明变法的成果，自然不能轻易放弃，因此王安石在看到苏辙写给他的信后，十分生气，于是就把苏辙贬到了河南府做官。
苏辙和苏轼的兄弟之情实在是令人羡慕，看到弟弟苏辙贬官之后，苏轼自然气不过，后来苏轼向宋神宗赵顼谈论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法中的弊病，朝中的很多大臣都是向着宰相王安石这边的。
苏轼谈论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法中的弊病，自然是招来了朝中其他大臣的攻击，当然这其中少不了宰相王安石，因为受到宰相王安石的排挤，在京城肯定是混不下去了。
于是苏轼不得不向朝廷请求将自己外放，苏轼的这一请求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苏轼之后，前往杭州任职，出任杭州通判一职，之后苏轼又被先后调往密州，徐州和湖州，出任知州一职位。
苏轼在地方任职时，勤于政务，革新除弊，获得了百姓的称赞，同时也做出了政绩，苏轼在湖州最初担任知州时，给宋神宗赵顼上了一封湖州谢表，本来这就是一份普普通通，带有一些个人色彩的谢表，由于被朝廷的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员，利用其中的文字，并加以曲解。
给苏轼带来了麻烦，由此也正式揭开了乌台诗案的序幕，朝中的大臣们不光在苏轼的这一篇文章里挑苏轼的毛病，从苏轼很多的作品中挑出很多文字，借机污蔑苏轼藐视朝廷，对当今皇上不忠。
宋神宗赵顼在看到此情况后，自然十分生气，于是命御史台的吏卒逮捕，仅仅才担任三个月的湖州知州苏轼，押往京城，此案牵连的人数达到十多人，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弟弟苏辙。
御史台周围因为高大的树木，引得乌鸦经常在此驻足停留，因此也被称为乌台，加上苏轼被挑毛病的大部分都是他的诗词，而苏轼又是被御史台的人所告发并且逮捕的，因此这个事件，也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之后的一段时光是在牢狱之中度过的，这段时光也是苏轼人生中最为低谷的时期，弟弟苏辙虽然受到牵连，但是没有入狱，只是被贬到黄州团练副使，弟弟苏辙一直向宋神宗赵顼请求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苏轼苏轼赎罪。
不过此时的宋神宗赵顼因为苏轼的事情，还在气头上，因此并没有准苏辙的请求，反倒还将苏辙贬为筠州盐酒税，五年不能升官和调任，不过乌台诗案并没有因此结束。
乌台诗案从审理到判决历经三年，大理寺在审理此案时，发现御史台在审理此案时有很多不妥之处，审理此案的大理寺官员，认为苏轼虽然有错，但罪不致死，应当轻判，而且大理寺还对此案给出了合情合理的判词，让御史台的人挑不出有什么错误之处，只能就此作罢。
最终因为大理寺的在乌台诗案中的轻判，影响了宋神宗赵顼对此案的态度，使得最终苏轼免于一死，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苏轼也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自此乌台诗案就此结束。
苏轼也因为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就此得以跟弟弟苏辙团聚，苏辙和苏轼兄弟二人相聚后，一起游览了周围地区的大江大河，苏辙并没有因为受到哥哥苏轼的牵连而怨恨哥哥，反倒还因为能与哥哥苏轼共患难，而感到高兴，这样深的兄弟之情，真是令人羡慕。
苏轼也正是因为有弟弟苏辙的陪伴，才会能够宽容大度，爱好美食的品性，不过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文风有所改变，过去的文风时豪放且率真的，带有很多的个人色彩。
而在乌台诗案后，苏轼的文风变得含蓄而内敛。经历乌台诗案后的苏轼，虽然在仕途上几经沉浮，苏轼与苏辙均都相伴不弃，彼此作为对方的依靠，两人最终结局都是善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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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是北宋著名的文字狱，因当事人苏轼以诗文致祸下狱，故又称“苏轼诗狱”。
乌台诗案的当事人为苏轼，发起人为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等人。
苏轼苏东坡才华横溢，诗文俱佳，政治上亦颇有见解，历任判官告院、开封府推官。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神宗、王安石君臣力行变法，苏轼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因此被外放为杭州通判，复先后徙知密、徐、湖三州。徙知湖州时，苏轼按规制上表谢恩，即《湖州谢上表》，谢表中暗含讥讽新政之言。同时“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结果诗作惹出了祸端，被言官揪住不放了。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等弹劾湖州知州苏轼谤讪朝政，作诗讥讽圣上所推行之新政。御史舒亶进言：“苏轼新近上谢表（指苏轼《湖州谢上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盖陛下发钱本以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胜半城中” ；陛下明法以课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又如以苏诗 《秋日牡丹》“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为讥新政，以“化工”比执政，以“闲花”比小民，意为执政出新意，小民不得休息；又指《山村》“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闲语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为讥青苗法等等。御史何正臣亦进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几位御史大人摘举苏轼诗凡二十余首，弹劾其毁谤朝政，重炮猛轰平时爱发议论苏轼。
时苏轼知湖州，朝廷遣官将其押赴京师，下御史台狱，羁押四个多月，欲置其死。狱成，当徒二年，神宗甚为爱惜赏识苏轼卓越的才华，“独怜之”，不想“深谴”，故朝廷减轻处治，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当时受“诗案”牵连的有王诜、苏辙、李清臣、张方平、司马光、范镇、陈襄、孙觉、李常、刘挚等高官二十二人。
因御史台别称乌台，故称“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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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是因苏东坡的诗《湖州谢上表》引起的文字狱案。
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院内种置有许多柏树，又称为“柏台”。由于柏树上常常有许多乌鸦栖息做巢，因此又称“乌台”。
《湖州谢上表》这首诗是在神宗元丰二年（即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时所作的谢表。谢表例行公事，简叙自己过去没什么政绩可言，谢皇恩浩荡，又给自己安排的工作。
只是在谢表文末，苏东坡又写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几句牢骚语中苏东坡把自己同“新进”对比，说自己不“生事”，言外之意暗示“新进”人物爱“生事”。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代表司马光在写给变法派代表王安石的信中有“生事”的字眼，“生事”就成了攻击变法的用语。
“新进”是苏轼曾对王安石引荐新人的贬称。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
因此《湖州上任表》这篇公文，被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别有用心挑出毛病，摘引词中敏感字眼：新进，生事等，上奏神宗皇帝，说苏轼“愚弄朝延，妄自尊大”。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御史官吏又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大量诗词书信，从中抠出字眼，指控苏轼讽刺青苗法，讥讽新法改革科举制度，和朝迋大力推广的农田水利法唱反调等等。
最在御史中丞等人操作下，苏轼以“谤讪新政”罪名被逮捕，关押御史台。
御史台的官吏们本想置苏轼于死地，但好在有人多方为他求情，包括政敌王安石在内。王安石给神宗写信道“安有盛世而杀才乎？”，王安石弟弟王安礼也替苏轼说话“自古大度之王，不以言语罪人”。曹太后临终也特意嘱咐神宗，可别因为几句诗文对苏轼过于苛刻。
最终，四个月后，苏轼被免去死罪，从轻发落。贬滴为黄州充团练副使，不准擅离黄州，并无权签置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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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发生在公元1079年，宋神宗元丰二年，一帮大臣弹劾苏轼在自己谢恩表中讽刺新法，因此而牵扯出来的“文字狱”，进而演变为一场政治斗争。
公元1079年，苏轼提交了调任湖州知州的谢恩表《湖州谢上书》，里面有几句: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话个人感觉就是苏轼对新政的不满意发表的牢骚，大意就是陛下察觉到我苏轼不太适合做新政方面的工作，只适合管理一方小民，才给调到了湖州。
这话一出就被御史台的人逮住了，然后上书弹劾苏轼，而引发此次事件的正是谢恩表中的几句话。
此时是新法派人物主政，加之神宗本人对新法的迫切期望，才大发雷霆，进而抓捕了苏轼，打进了御史台的监狱，御史台监狱旁边树上，乌鸦比较多，才被称为乌台。
抓捕了苏轼然后御史台开始审讯，此时就要就行彻查，然后进行了苏轼诗文一件件的审查。
从苏轼的诗文中查出一百多首，被认定为讽刺新法，讽刺新法当政的人物为小人。
比如送给好友刘恕的两首诗: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诗中前一首运用了诗经中的话语“俱曰予圣，谁识乌之雌雄”，被御史台解释为苏轼蔑视朝廷，朝廷上都是一群乌鸦，分不清雌雄和好坏。
后面一首说自己对小人们争权夺位的行为表示不屑，被解释为在苏轼眼里新派人都是小人，之间互相争斗，而他对这种行为非常蔑视。还有很多诗文都被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其实就是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
乌台诗案导火索是谢恩表里面的话语，抓捕了苏轼进行审讯的时候才彻查他的诗文，一步步查不出来的，有些根本不是苏轼的本意，有些确实是苏轼有些牢骚，都被放大，成为了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文字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