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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长孙皇后被称之为中国的三大贤后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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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历史,在政治舞台上,对于女性政治人物,人们常常先注意那些乱政专权的皇后、嫔妃,而忽略了另一些少杰出的女性,她们在男性政治家忙碌于政坛上激烈角逐时,她们在男人们陷入朝廷政治旋涡中尔虞我诈地争斗时,站在男人背后,牵肠挂肚、忐忑不安,默默地承受着心理上的巨大压力,担心着她们的夫君、儿子惨遭祸害,担心着家庭飞来政治横祸。
其中,有一些后妃表现得特别出色,她们或在后宫尽其所能支持他的夫君,或主动被动地参与政治角逐中,但她们并非像武后、吕后那样,阴险毒辣、手段残忍,而是表现出了贤惠、理智和宽容,她们是贤德之后,是贤惠的妻子。
比如,有人选出了中国古代“十大贤后”,她们是:西汉汉武帝刘彻的孝武皇后卫氏、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皇后阴丽华、隋文帝杨坚的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唐高祖李渊的太穆皇后窦氏、唐太宗李世民的文德皇后长孙氏、唐宪宗李纯的懿安皇后郭氏、宋哲宗赵煦的昭慈圣献皇后孟氏、明太祖朱元璋的孝慈高皇后马氏、明成祖朱棣的仁孝皇后徐氏。
其中,汉武帝刘彻的皇后卫子夫、李世民之妻长孙皇后、朱元璋的发妻马皇后三位,被认为是最贤惠的皇后。
而最为引入注目的应是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在所有贤后中,长孙皇后如果排第二,其他的皇后很难找出能排第一的。
长孙皇后(剧照)
唐吴兢于《贞观政要》中评价说:“三代兴王之主,无不内有贤助,以协成至治。任、姒、邑姜,其表表於经传者,为天下母仪之所取则焉。若长孙皇后之贤,自三代而下,之绝无仅有者也。马、邓不足以侪之矣!遇危疾而不以肆赦徼福,非卓然有见何以能?兹不幸而弗登耆艾,宜太宗有‘失内良佐’之叹也。”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于《大学衍义》说:“文德长孙后之贤,其行事皆可为后世法。方太宗之怒魏徵也,非后从容开捄,则徵不得免矣!其为君徳之累可胜计耶?一言而全直臣於将死之际,立太宗於无过之地,虽古之贤后何以逾此?吁可仰哉!吁可仰哉!”
对长孙皇后评价如此之高,确实令人赞叹,说吴兢称:“若长孙皇后之贤,自三代而下,之绝无仅有者也。”真德秀称:“文德长孙后之贤,其行事皆可为后世法。”这样的评价,历史上其他的皇后是极难享有的。
可见,称长孙皇后居中国古代三大贤后之首,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有事实根据的,下面所阐述的事例,能让人信服:长孙皇后确实是中国古代第一贤后。
(一)将门之女嫁给了右骁卫将军的二公子
长孙一族和李氏一家,都是显赫的家族,皆是门第非凡。
长孙一族原本姓拔拔,是北魏献帝分封的宗室之长,在孝文帝改革时期,拔拔氏被赐姓长孙。作为北魏皇族宗室分支,从北魏至隋以来,人才辈出,真可谓“门传钟鼎,家世山河”。(《新唐书·长孙皇后传》)
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的父亲长孙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将军,据史书记载,长孙晟擅长骑射,能一箭双雕,而因其疾骑善射,长孙晟家被称为“霹雳堂”。隋朝时,长孙晟是右骁卫将军,受到隋文帝和隋炀帝父子的重用,多次出使突厥,是军事、外交方面的杰出人才。所以,长孙氏(后来的长孙皇后)是出身贵族世家的名将之女。
长孙晟对他这个幼女非常疼爱,长孙家族也对她的未来十分关心,长孙氏的伯父长孙炽对唐国公李渊的妻子窦氏十分赞赏,认为她睿智大气,一定能教出优秀的女儿来,于是,他经常劝说长孙晟为年幼的长孙氏与唐国公李渊家的公子结下姻亲。而长孙晟和李渊都曾是右骁卫将军,所以,长孙氏和李世民的婚姻是很有缘分的。可惜,在长孙氏八岁时,她的父亲长孙晟就去世了,长孙氏和她的哥哥长孙无忌便寄养在他们的舅父高士廉家。
李渊一家更是了不得,李渊出身于北周关陇贵族家庭,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李暠的后裔,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西魏时期太尉,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北周受禅之后,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后来唐朝的国号便是溯源于此。李渊的父亲李昞是北周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昞去世后,李渊袭封为唐国公。李渊的母亲是隋文帝皇后独孤伽罗的姐姐,所以,李渊深得隋文帝和文献皇后(李渊的姨母 )的垂爱,李渊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时,击败了母端儿的农民起义军,又逼绛州贼柴保昌,收数万降兵,因战功大,升为右骁卫将军。
李渊(剧照)
长孙晟和李渊都是朝廷的统兵将领,两家是很熟悉的,长孙氏的哥哥长孙无忌和李世民在年少时就是很好的朋友,而长孙氏的舅舅高士廉见李世民是非凡人才,又知长孙氏幼年时她伯父曾多次劝长孙晟与李渊家结姻亲,于是,便在长孙晟丧期满后,促成了长孙家和李家的这一姻缘,将长孙氏许配给了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于是,13岁的将门之女长孙氏,便嫁给了十六岁的李世民,成了右骁卫将军李渊的儿媳妇。
长孙氏与李世民结婚之后,她有一天回到了舅父高士廉家,高士廉的妾室张氏,突然在长孙氏住的房舍外面,看见了一匹高二丈、鞍勒都在的大马出现,张氏非常害怕,她将此事告知高士廉。高士廉请人占卜,卦象显示了“遇坤之泰”:内阳外阴,内健外顺,显示天地之交。占卜者解释说:“龙是乾的卦象,马是坤的卦象,女子处于尊位,居于中正之位,卦象显示,此女贵不可言”。(参看《旧唐书·列传第一 后妃上》)
(二)唐朝立国初期的贤惠妻子,乱局中的斡旋高手
隋末暴政,民怨沸腾,积压的社会怒气终于爆发,各地势力纷纷举起反旗,群雄纷争,形成了大乱局。李渊在李世民的策划和鼓动下,于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在晋阳起兵,举起义旗,李家是有根基有地盘有军事实力的,义旗一举,很快异军突起,于同年十一月便占领了长安。李渊、李世民很有韬略,不直接反隋,而是先奉代王杨侑为隋帝,取年号为义宁。同月二十二日李渊分封诸王子,李世民被封为秦国公,次年(618年)三月初九,又改封为赵国公。妻随夫贵,长孙氏随之也先后被封为秦国夫人和赵国夫人。
当然,以隋代王杨侑为帝,这只是李渊的暂时政治措施,义宁二年(618年)五月二十日,李渊终于把真正的政治目的公开了,他让受杨侑禅位,他很快登基为帝,称国号为大唐,改元义宁为武德。诸皇子开始受封,六月初七,李世民受封为秦王,长孙氏也随之受册为秦王妃。
建唐初期,大唐虽有晋阳、长安为根据地,但各地对李唐有威胁的势力仍不少,李唐势力所能管辖的范围也不大。而李世民作为李渊儿子中最能指挥打仗的军事统帅,实际上成了执掌李唐军队的主帅,为了清除各地势力,李世民长年统兵在外作战,回家的机会很少,长孙氏只能守在家里为夫君牵肠挂肚,祝愿他在前线能多打胜仗。而她在家中,养育儿女,孝顺公公李渊。长孙氏仁德孝惠,深得唐皇李渊赞赏。李渊思念早夭的嫡子李玄霸,将长孙氏的亲生二儿子李泰,过继给李玄霸为子,封为卫王、上柱国。长孙氏虽舍不得儿子,但仍顺着公公之意,表示赞同。
李世民(画像)
秦王李世民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战无不胜,他先后击败了薛举父子、刘武周、宋金刚等,特别是在“虎牢之战”中捉住窦建德,围洛阳时逼降王世充,以少胜多,消除了李唐的两股最强大的敌人,至此,李唐王朝基本上消除了强硬的对手。长孙氏为夫君在前线的大捷和建立盖世战功而高兴和骄傲,但她在宫中却要加倍谨慎小心,因为她夫君的巨大战功引起了李渊的其他皇子特别是李建成、李元吉的警惕。
虎牢之战后,当李世民班师返京时,长安军民的夹道隆重欢迎,李世民声名日盛,而且,因为他军功显赫,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受封为“天策上将”,这不是普通的封号,而是职位显赫,他兼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食邑增至三万户。从此,他位在王公之上。李渊还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李世民自此便开设文学馆,广收四方彦士,招引智者进入文学馆当谋士。文学馆是智囊机构,而秦王府是爵政府邸,这两个机构一结合,加上他手中有兵权,身边又有忠诚的文武属臣,并有洛阳这一准根据地,李世民的势力如日中天。
可是,这样一来,麻烦事也就多了,李唐王朝在外部已经没有强硬的对手,但是,在内部各王府之间,却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洛阳虎牢之战后,李世民手握重兵,并设立文学馆,身边文武属臣人才济济,加上他威望日盛,秦王府的势力直逼东宫,李世民的功劳太大,名声太响了,这被认为是功高震太子,于是,各种猜忌也随之产生。
李世民(剧照)
而且,李世民是一位洒脱和率性之人,他不拘小节、不循常礼,经常会做一些在别人看来是不合常理的事。比如,在平定洛阳之后,有李渊的贵妃奉命到洛阳,想摘取胜利成果,而李世民却果断地拒绝她们,他因此而得罪了贵妃。此外,秦王的部属文武,多次与李渊后妃的亲属产生摩擦,闹得很不愉快。秦王府与后宫出现各种矛盾,李世民与李渊的关系也逐渐变得疏远。
在此局势下,秦王妃长孙氏表现出了她非凡的斡旋能力,她针对秦府上下对后宫有诸多摩擦的状况,她一方面表现出对于唐高祖李渊的加倍孝顺,并与后宫嫔妃增进情谊;另一方面,她竭力表现出谦恭、低调,一点儿也不会因丈夫有巨大战功而变得志得意满,反而礼貌而又谦顺地拜访太子府,进齐王府,与太子妃、齐王妃多有交往,极力缓和秦王府与太子府、齐王府的关系,弥补李世民与李渊,与后宫的缝隙。
当时,因为后宫妃嫔们经常联手在高祖面前谗言李世民的不是,而太子、齐王也常在高祖面前搬弄是非,议论李世民的傲气和不顺之心。李渊也曾想对李世民采取一些措施,而正是由于长孙氏的巧妙斡旋,加上尚书右仆射萧瑀和太子少保李纲等对李世民的鼎力支持,高祖李渊最终才不忍心对李世民下手。如果没有秦王妃长孙氏的调和、斡旋,李世民很可能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而且将失去了绝地反击太子李建成的机会。秦王妃的巧妙斡旋为李世民争取了十分宝贵的积蓄力量的机会,使秦王府有时间做好与太子府、齐王府决战的准备。
(三)玄武门决战中,她是秦王的坚决支持者和机智的辅助者
其实,李渊在对待李建成与李世民的问题上是有些昏聩的,有几件事引发了秦王府与太子府矛盾的激化,而且其主要原因皆是由李渊所造成的。
头一件事是在李世民被封为“天策将军”之前的武德二年(619年),因刘文静与裴寂矛盾激化,裴寂诬告刘文静有谋反之心,李渊下旨杀了刘文静,而李世民为刘文静讲话,引起了李渊的猜忌。其实,刘文静和裴寂曾都是李渊的重臣,都是帮助李渊成就大业的,是开国元勋。李渊称帝之后,封裴寂为尚书右仆射,而刘文静却只被封为民部尚书,归裴寂管辖。李渊对裴寂很尊重,而对刘文静则经常训斥。刘文静对此很不满,于是,在朝堂上,裴寂一有观点,刘文静便铁定要反驳。裴寂很恼火,在李渊搬弄是非,说刘文静诽谤李渊。有一次,刘文静的弟弟请巫师在家于夜里披发仗剑做法,被人告刘文静意图谋反,李渊派裴寂和萧瑀审问,萧瑀认为证据不足,而李世民也站出来为刘文静说情,说刘文静是晋阳起义的功臣,只有不满情绪,绝对无谋反之心。可是,这反而害死了刘文静,因为让李渊误以为是李世民在指责李渊,袒护刘文静。裴寂乘机向李渊挑拨,认为刘文静即便现在不反,将来也难保不反。于是,李渊不但下旨杀了刘文静,还因此而对李世民产生了猜忌之心。
另外的两件事是在之后武德七年(624年)六月和七月间。
当年六月,有人告太子李建成暗通庆州都督杨文干,筹集军械想谋反,李渊大怒,把李建成拘押起来,并令人传杨文干觐见,而传令者却将李渊获悉密谋之事告诉了杨文干,杨文干担心入朝被害,索性起兵。李渊让李世民亲自领兵征剿,并许下诺言,若李世民得胜还朝,便废太子改立李世民。李世民立即率兵出征,而没等李世民大军到庆州,杨文干军已经溃乱,杨文干死于部下之手。可是,李世民回军之后,李渊并没有履行诺言让他当太子,而且还召回李建成,并指责李世民与李建成兄弟不睦,最后,李渊拿太子府、秦王府的人来惩罚,把太子府的王珪、韦挺和秦王府的杜淹等流放,以此来警告他们兄弟两。李渊的出尔反尔,这严重地加剧了两兄弟之间的矛盾。
同年七月,突厥寇边,军情危急,太子齐王与多数大臣纷纷赞同迁都,唯独李世民认为夷狄之患不足为惧,请求领兵讨伐突厥,李渊赞同。但是,太子与后宫妃嫔却乘机诬陷李世民是谋求执掌兵权,以谋篡位。李渊因此而起疑心。不久,唐高祖等在城南狩猎,诸王随驾。太子将一匹烈性胡马授予秦王,其实是想让秦王摔死,而秦王却驯马成功,他感叹道:“死生有命”。而太子却让后宫妃嫔污告李世民妄言“天命”。高祖大怒,但碍于边境不宁,强忍着没有处置李世民能征善战的军事将领。接着,太子又在东宫设宴,试图以毒酒加害李世民,但事未能成;之后,太子又和齐王策划在昆明池暗杀李世民,并想乘机逼宫,幸得率更丞王晊将此事告知李世民。李世民才逃过一劫。
这几件事,严重地激化了秦王府与东宫的矛盾。而在此关键时刻,秦王妃长孙氏发挥了她重要作用,一方面,她继续与后宫贵妃们以及太子妃等来往,消除秦王府与太子府的紧张气氛,以此来做出淡化双方矛盾的姿态;另一方面,她知道他夫君李世民遭到了挤压和猜忌,认为十分不公,她已经意识到局势非常严峻,她坚决支持她夫君,义无反顾地站在她夫君身后,没有任何胆怯和退缩,她和她的胞兄长孙无忌,联合房玄龄、杜如晦等秦王府重臣,尽心尽力地支持和辅佐李世民,使秦王府形成越来越明显的优势。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三日,太白星再次现于秦野天空正南方的午位(太白现于秦野),司天监有傅奕密奏:“秦王当拥有天下”。唐高祖将密奏给李世民看,以此来警告李世民。而李世民感到已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该下决心决战了。
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率领秦王府八百将士在玄武门设伏,长孙氏也出现在他夫君身旁,他从容地勉励将士,为将士们鼓劲。秦王妃亲自临场鼓励,使将士们必胜的信心更强了。而李世民也因爱妃无所畏惧地同他一道站在险境中而更胜利的信心。玄武门之变中,秦王李世民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不仅除掉了他的亲兄弟、对手李建成、李元吉,而且,他也控制李唐的政治权力,让李渊失去了权力。六月七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长孙氏随之成为太子妃。八月八日,李世民登基为帝,十三天后,册封长孙氏为皇后。李世民的成功与长孙氏的默默支持和巧妙斡旋是有分不开的,李世民的巨大成功离不开长期在他身后竭力支持他的贤德王妃长孙氏。
长孙皇后(画像)
(四)抑制外戚,公而无私;劝谏皇帝,护佑忠良
长孙皇后不但敢于劝谏唐太宗,而且还很善于劝谏,她很了解她的夫君的秉性,很懂得以最妥当的方法来劝说他。如果说魏征是贞观朝的第一谏臣,那么,长孙皇后应该可以称得上是贞观朝的“第一善谏皇后”。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长孙氏是一位很善于劝谏的很为智慧的皇后。
李世民常年打仗,而在当时,要打仗,马是第一重要的,唐太宗爱马,这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可是,有一次,唐太宗的一匹心爱的骏马突然无病而死了,唐太宗非常心疼,他把怒气泄在养马的人身上,想把养马的人杀了。长孙皇后知道后,她没有直接为养马人请求赦免,而是与夫君谈起之前他们所了解的一个历史故事。他对李世民说:“之前齐景公因马死而欲杀养马者,晏子请景公准其列养马者之罪,得准后,晏子便替景公数养马人的罪过:‘你养之马已死,此乃你罪之一;你让国君因马死而杀人,百姓知之,必怨国君,此乃你罪之二;诸侯闻之,必定轻视齐国,此乃你罪之三。’齐景公听后,便赦免养马者之罪。”讲完故事后,长孙皇后说:“陛下忘了之前读书时看到这故事了吗?”唐太宗听了,知道皇后的用意,立即免了养马人之罪。长孙皇后以巧妙的方式劝谏李世民,救了养马人一命。(参看《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第五》)
长孙皇后劝谏唐太宗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劝谏唐太宗不要让皇亲国戚享有特殊权利;二是劝谏唐太宗要虚心纳谏,不要冤枉了忠臣,不要容不下谏臣。
李世民是个模范丈夫,很爱他的妻子;同时,他也是个很好的父亲,疼爱他的儿女。而对于他与长孙皇后所生的长乐公主更是倍加宠爱。古代认为表兄妹结婚是亲上加亲,长乐公主李丽质被许配给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李世民对他们的婚事十分注重,他对众臣说:“长乐公主,乃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对其钟爱有加。今将出降,礼数欲有所加?”大臣们亦深知太宗宠爱长乐公主,何况长乐公主是皇后的亲生女儿,而男方的父亲是长孙皇后的亲哥哥、当朝国舅,于是,纷纷表示,应双倍加赠嫁礼。太宗很高兴地准了。然而,直率的谏臣魏征却表示坚决反对,理由是当时永嘉公主的嫁妆都没有这么多,而她是长乐公主的姑姑,晚辈的嫁妆比长辈多,这逾越了礼制。太宗将此事告知长孙皇后。长孙皇后不但没有怪罪魏征,反而赞叹说:“引礼义抑人主之情”,十分难得,她对魏征的直谏举动大加赞赏。为了鼓励忠臣直谏,长孙皇后还特意派人送了绢四百匹、钱四百缗给魏征,以作赏赐,并传口谕曰:“常闻卿正直,此次见识了,望卿能长久坚持,勿要改变!”这就是长孙皇后的贤德之处,魏征反对给她的女儿、未来的外甥媳妇增加嫁妆,而她却赏赐魏征,鼓励他秉公直谏。为了唐王朝的大业,长孙皇后一贯坚持杜绝皇亲国戚享受特权,即便是她最宠爱的女儿也一样。(参看《通典》卷五十九》《魏郑公谏录》)
长孙皇后对她的女儿不允许有特殊待遇,对他的亲哥哥,也一样不允许有特权。因父母早逝,长孙氏与他的哥哥长孙无忌从小相依为命,其亲情非同一般。而唐太宗和长孙无忌乃布衣之交,早年就互相很熟悉。长孙无忌是唐朝的开国元勋之一,是唐太宗的心腹大臣。而且,由于唐太宗对长孙皇后深情相爱,因而,对长孙家族倍加恩宠。因为这些原因,李世民曾多次想任命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可是,长孙皇后却屡屡表示反对。她清楚地意识到,她身为皇后,长孙家族已受恩宠有加,不能再享受特别权力了。她屡屡反对夫君让她哥哥登上宰相之位,生怕因此而有损于夫君的公正形象,生怕朝臣会因此而非议太宗重用外戚。可是,唐太宗认为长孙无忌文武兼备、政绩斐然,堪当宰相,所以,拒绝长孙皇后的请求。长孙皇后说不动她夫君,便转而去说服他哥哥,她暗中给她哥哥下皇后谕旨,令其辞去尚书右仆射的职位。唐太宗没有法子,只好答应长孙无忌辞去尚书右仆射的官职,但他却让长孙无忌升为从一品开府仪同三司,准许建公府,能自选僚属。显然,他虽非“三公”(司徒、司寇、司空),但却能享受“三公”待遇。对此,长孙皇后才同意了,同时也很高兴。(参看《新唐书长孙皇后传》)
在古代历史上,宫中后、妃绝大多数是为娘家人争官位、争权利的,她们巴不得让皇帝给予娘家人更多的高官厚禄,而长孙皇后却竭尽全力阻止她娘家人拥有特殊权力,劝阻他哥哥登上宰相高位。作为皇后,长孙氏这样的贤惠美德,是历史上极少有的。她极力阻止外戚揽有朝中大权,这种贤德之举,是促成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长孙皇后不是不“干政”,而是以她的特殊的方式“干政”,他努力阻止外戚干政。李世民有长孙氏这样一位皇后,是贞观朝之大幸!
长孙皇后的另一巧妙的“干政”方式就是在李世民不冷静时,以机智柔和的方式来劝谏她夫君容纳直臣,劝其兼听则明。
唐太宗是非常出色的政治家,是十分杰出的军事统帅,同时,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洒脱而率直,虽说他是很有名的能“兼听则明”的帝王,但是,开明的帝王往往会遇到更厉害的谏臣,有时,也难免会遇到了被谏臣缠住直谏或大胆顶撞的时候。而当李世民耐心达到极限时,难免也会愤怒,会大发光火,于是,盛怒之下,他也会想对“蛮横无理”的“可恨”谏臣采取极端措施。而每每遇到这一状况,他身后的长孙皇后总会站出来,以其特有的机智而柔和的方式,安抚皇帝,护佑忠贤谏臣。
在贞观朝,魏征是著名的敢于犯言直谏的大臣。他既是唐太宗最信任和喜爱的贤臣,又是最敢于直谏和顶撞的“愣臣”。比如,有一次,李世民下朝回宫之后,依然怒气未消,她非常气愤地对长孙皇后倾诉,大声道:“朕必寻机宰了那田舍翁(乡巴佬)!”长孙皇后关切地问:“谁惹怒陛下?”李世民怒气仍在,答曰:“岂能有谁?乃是魏征,他总在朝堂上羞辱朕!”长孙皇后见夫君怒气冲冲,便不劝慰,亦不细问,她安静地离开夫君,回到内室,李世民感到诧异。一会儿,长孙皇后穿上了皇后服,很严肃地走到李世民面前,立即跪下,连声对李世民表示祝贺。李世民感到非常惊奇,不知皇后为何而祝贺。急问皇后何意。长孙皇后说:“臣妾闻君明臣直,而今魏征敢犯言直谏,皆因陛下开明之至,岂能不贺?”李世民听了,立即怒气全消,不但原谅了魏征,而且对魏征的态度变得更好。(参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四》)
受长孙皇后护佑的,除了魏征,还有其他重要大臣,比如,有一次贞观朝第一谋士房玄龄因较大的过失而被下令回家休养,过来一阵子,长孙皇后知道房玄龄已很久没有上朝了,便对唐太宗说:“房玄龄陪奉陛下时日最长,忠心谨慎,胸有奇谋,其所知之朝廷大事,从无泄露,他若非大错,望陛下勿弃此贤智之臣!”唐太宗觉得皇后说的很有道理,便令人将房玄龄请回朝中。(参看《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
长孙皇后强调“君明臣直”是有道理的。其实,还应该说:“后贤君明”,长孙皇后的贤德之风,是助成李世民成明君的重要因素,长孙皇后从不干政,但她却能以她特有的贤惠、机智和柔和方式,来劝唐太宗宽容兼听。当唐太宗不冷静时,长孙氏能以很智慧的方式来劝说太宗,以护佑贤臣、谏臣。若没有长孙皇后,李世民便很难成为“兼听则明”的明君典范。有人说,“没有长孙皇后,就没有魏征;没有长孙皇后,魏征死一百次还不够!”这说法虽有些夸张,但却是很有道理的。
贞观十年六月(636年),长孙皇后因病情恶化,崩逝于太极宫立政殿,终年36岁。对长孙皇后的去世,太宗悲伤不已,他遵从皇后遗愿,以高山为陵,建了昭陵,让长孙皇后长眠于这宏伟的陵墓之中。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也入葬昭陵,与离开了十三年之久的爱妻长孙皇后重新聚首,这一对深情相爱的伉俪,同寝于昭陵的卧室之中,而在昭陵周围,有他们所喜欢的一帮忠臣良将陪伴着。人生一世,能有李世民与长孙氏这样的经历,就很满足了!
其他网友回答
中国古代历史的“三大贤后”版本不一样,但无论是哪个版本,都有长孙皇后。可见,作为成功男人的李世民,他的身后确实站着一个伟大的贤能女人。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封建王朝之一,唐朝最开明的皇帝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他统治时期,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君臣相得,百姓安乐,史称“贞观之治”。这种清明政治局面的形成,虽然唐太宗具有“文治武功”的能力,可还有一个人的功劳不能被遗忘,她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她曾被人称为“大唐良佐”。长孙皇后不但美丽,而贤能故事更多,而这些贤能故事,也只有在长孙皇后身上仅有,仅撷取几个典型事例,看一下长孙氏的贤德。
长孙氏是长安人,隋朝右饶卫将军长孙晟之女。其外祖是隋朝扬州刺史高敬德,其舅是隋炀帝时的治礼郎高士廉。长孙晟卒,高士廉乃迎其妹和妹之子女。因见李世民仪态非凡,在长孙氏13岁时,高士廉即将长孙氏许配给李世民。李世民随其父李渊起兵推翻了隋朝统治,李渊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武德元年(618年),李世民被封为秦王,长孙氏即成为秦王妃。
长孙氏辅佐李世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积极支持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李渊有子20余人,长子李建成亦随李渊起兵,所以李渊登基后,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是李渊儿子当中最能打仗的,功勋卓越,李渊又曾私下许诺立其为太子。此事被李建成知道后,就与弟弟齐王李元吉合谋,欲加害李世民。因李世民不能满足李渊后妃亲戚们的金帛、土地要求,后妃们就在李渊耳旁进谗言,说李建成慈厚、李世民刻薄,遂使李渊打消废立之念,恩宠李建成有加。李建成、李元吉有恃无恐,遂淫乱后宫,勾结群小,并募长安恶少2000余人为护卫,实则阴谋作乱。但其乱刚爆发即为李渊觉察,李渊又急召李世民说还是立他为太子,让他赶紧应变。但在妃嫔与李元吉的游说下,李渊又原谅了李建成。李建成与李元吉又合谋毒鸩李世民,事未遂,李渊又想让李建成、李世民各管东西,但李建成、李元吉不容李世民。武德九年(626年),借还击突厥侵犯之机,李元吉带兵又要举事作乱。在此紧急时刻,长孙氏召集高士廉等与李世民密谋,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将李建成、李元吉射死。史书记载:“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也就是说,在李世民人生大业的关键时刻,长孙氏不是像普通妇女躲在家中,而是勇敢地站在最前线和丈夫并肩战斗,这在后妃史中也是极其突出的。
李世民当了皇帝,长孙氏即为唐太宗的唯一皇后。因为长孙氏卓有见识,所以李世民经常主动与她谈论朝廷政事及赏罚大事,长孙氏表面上总是说:“妾以妇人,岂敢预闻政事?”好像长孙氏是一个谨小慎微、严格遵守后妃不问政事这一类宫规的人。长孙氏这么说,就是不愿落一个后妃干预帝王政事的“罪名”,但她却时刻没有忘记国事政事,而且很有心计。
长孙氏之兄长孙无忌和李世民可以称得上是“布衣之交”,又是“佐命元勋”,帮助李世民登上了帝位。李世民也将长孙无忌视为心腹之人,当了皇帝后就要将朝政大权交给长孙无忌。长孙氏知道后坚决反对,她一再向李世民申说:“我既然身为皇后,尊贵已极,我实在不愿我的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李世民不明白,长孙氏深彻地剖析说:“皇上不见汉家吕氏、霍氏之鉴吗?外戚专权,切骨之痛,我愿我朝不再有此事,所以决不愿我的哥哥当什么宰执。”李世民却不听长孙氏之论,他以为长孙无忌忠实可靠,就封他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长孙氏于是又密召长孙无忌至前,给哥哥分析不可独掌朝廷大权的道理。尽管长孙无忌一再表示自己不会忤旨,自己绝无二心,不会给长孙家族带来祸害,长孙氏还是苦苦恳求哥哥辞去一些职务。实际上有一些人心怀忌妒,早就对李世民说长孙无忌权势过盛,但李世民不疑不信。尽管如此,长孙无忌在长孙氏的苦劝下还是主动恳请辞去一些职务,于是李世民才免去他的尚 书、右仆射之职。后来长孙无忌还是没牢记长孙氏之言,功成不退,老来却被流放,被逼自缢身亡。这当然是后话,但却足见长孙氏有先见之明。
人们都知道魏征是唐朝有名的诤臣。长孙氏所生的长乐公主要出嫁,李世民所命陪送数倍于当初的大公主。魏征不同意,说陪送不能超过大公主。李世民把这事对长孙氏说了,长孙氏感叹良久说:“我总听陛下说魏征这个人好,但不知他好在哪里,从这件事我知道了他能以大义制主之私情,这才是真正的正直可靠的社稷之臣。我和陛下结发为夫妇,陛下又对我甚恩爱,可谓情义深重,但是我对陛下讲话,还免不了要察颜观色,不敢冒犯威严,何况臣子呢!忠言逆耳利于行,如果陛下能采纳逆耳忠言,国家就会安宁;如果不能采纳,治政就会动乱。陛下好好想想,有魏征忠谏,则天下幸甚。”她派太监送500匹布帛到魏征住所以奖励他的直谏。
太子李承乾少年时很得李世民和长孙氏喜爱,长大后却贪图淫乐。太子的乳母总是对长孙氏说东宫器用不足,希望长孙氏能多拨给一些。长孙氏却说:“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扬,他忧虑什么器用短缺!”长孙氏病了,李承乾前往探望,对长孙氏说:“各种药都使用了,母后身体还不痊愈,请跟皇上说赦免囚犯,并度人入道,让天降福祉帮助母后可好。”长孙氏当即教育太子说:“人生死由命、非人力所能左右。如果修福求仙可以保佑,我平素就没做过恶事;如果行善也无效,我还求什么福。至于赦放囚犯,这是国家政事。佛道宗教于事无补,当今皇上也不信,岂可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法度!”李承乾见皇后不同意他的建议,又去找房玄龄,房玄龄把太子的意思对李世民说了,李世民为长孙氏身体健康着想,就想大赦囚犯,长孙氏知道后力劝李世民不可毁坏国家法度,大赦之事才没施行。
“房谋杜断”中的房玄龄,是唐代名相,有一次因不大的一件事被唐太宗批评欲赶回家反省。长孙氏病重弥留之际,还对李世民反复劝说:“玄龄奉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异计无不参与,可是他从来无一言泄漏。不是有什么大的过错,我愿陛下不要轻易抛开这个忠臣。”由此可知长孙氏至死都在关心国政,都在参与国政。所以当长孙氏去世后,李世民览其生前遗著《女则》后,悲痛地对身边大臣说:“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我岂不达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是啊,大唐一代良佐去世,这不仅是李世民个人的损失,也是唐代政坛的一大损失。
长孙氏,曾被历代奉为后妃的典范,她虽过问政治,但分寸把握得极好,可谓是后妃专制变奏曲中少有的柔和之音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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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皇后是历史上公认的贤后,甚至有人称她为古代第一贤后。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评价,一般的观点认为,这是因为长孙皇后站在李世民身边,积极辅佐李世民,是李世民的贤内助。比如在玄武门政变爆发的时候,长孙皇后亲自站到800名将士面前,激励他们,让他们勇往直前拼杀;比如长孙皇后积极地向李世民推荐贤能的人,让李世民重用他们;比如长孙皇后不断规劝李世民,让他改正自己身上的错误。
正所谓“一个成功男人背后,必然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李世民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够成功,与长孙杭皇后对他的规劝和帮助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长孙皇后才被认为是历史上的第一贤后。
不过我认为,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那么,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东西呢?
(长孙皇后剧照)
一、做皇帝不适合做的事情。
长孙皇后确实帮助丈夫李世民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更主要的,是她做了许多李世民不适合做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在玄武门政变即将爆发之前,长孙皇后前往军队鼓励将士们。这个时候,确实是应该长孙皇后出面讲激励的话的。为什么呢?因为李世民不是和敌人作战,而是与自己的兄弟作战,而是屠杀自己的兄弟。显然,李世民不可能表现得非常积极,不可能对将士们说,你们前去把那两个狗东西给我砍了。不但如此,李世民在那种时候,还应该表现出自己不忍心杀自己兄弟,不愿意发动这场政变的样子。越是身边的将士们和亲人们主动,越能表现出李世民的仁义和贤明。
这正如陈桥兵变的时候,赵匡胤出来对大家说,你们想要获得功名,因此在逼我干这件事。那么,你们就必须听我的话,不能残杀柴家皇室。否则的话,我就不干。部下于是连连磕头,表示听赵匡胤的安排。
当时,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都是这么干的。作为李世民的夫人,自然也应该这么干,应该她站出来,帮李世民说这个话。
长孙皇后在那时候,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自己愿意为丈夫阻挡泼过来的污水,愿意让丈夫成为一个贤明的人。这一点,才是一个贤明的内助应该有的样子。
(李世民剧照)
二、讲究策略地进行劝谏。
长孙皇后多次给李世民提意见。但是她在提意见的时候,并不是直截了当地提,而是非常讲究策略地提的。
由于魏征向李世民进谏,因此李世民非常生气,扬言要杀掉这个乡巴佬。一般的皇后,肯定立马就会说李世民。但是长孙皇后听了以后,并没有立马就讲话,而是穿上朝服,向李世民表示祝贺。说,正是因为有你这样贤明的君王,才会出现魏征那样敢于直谏的大臣。
大家看看这话说得多有策略,李世民听了以后,心里多么舒服。所以他也就很快就消掉了火气。
还有一次,李世民的爱马死掉了,李世民很生气,想杀掉养马的人。长孙皇后就和李世民讲他们少年夫妻的时候,读过的关于齐景公因为爱马死掉,想杀养马人,而晏子劝说他的故事。长孙皇后在这里非常有策略,她不是简单的劝谏,而是讲故事,调动情感,用情感来拉近她和李世民说话的距离,避免李世民反感。同时用故事做类比,让李世民感同身受。还让李世民明白,就算当了皇帝,也应该“不忘初心”。
总之,长孙皇后尽管目的是为了劝诫,但是她能够给予丈夫面子,能够用情感打动丈夫,这种做法,显然是每个皇帝都愿意接受的。
(长孙无忌剧照)
三、长孙皇后严格约束娘家人。
一般的开国皇后,都不太能够做到约束娘家人。为什么呢?毕竟他们和皇帝一起,从普通老百姓变成了掌控天下的家族。任何人获得了江山,就希望能够享受江山。尤其是作为皇后,更应该照顾自己的家人。比如吕后之所以要掌控权力,就是要给自己的娘家人极大的好处。后来,武则天也在不断提拔自己的娘家人。
但是长孙皇后是一种相反的做法。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长孙无忌自身具有不错的能力。所以,李世民觉得,提拔长孙无忌担任宰相,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长孙皇后却极力劝说李世民,不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要让他退下来。李世民不同意,但是长孙无忌苦苦哀求。最终,李世民只得把长孙无忌升一级,让他当了一个富贵闲人,才算解决问题。
这就是长孙皇后作为一个贤能的皇后,她所体现出的聪明学识,以及做人的操守。
总之,长孙皇后能够获得李世民的称赞,以及后世的极高评价。不在于她干了什么事情,她对朝政起到了什么作用,而在于她始终把自己摆在一个“后”的位置,可以说,把古代皇后的职责职能,以及人格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如此,她才获得了那么多肯定。
(参考资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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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皇后出身于世代显赫的贵族世家,聪明贤惠,知书善文,熟读经史,是一个有见解、识大体、宽厚仁慈的女性。武德末年,长孙氏竭力争取李渊后宫对李世民的支持,玄武门之变当天亲自勉慰诸将士。
在后位时,她时常借古喻今劝谏皇帝,匡正李世民为政的失误,更留下“朝服劝谏”以迂回策略保护忠正得力的大臣的美名;她性情不好奢靡,不允许自己的同母兄长孙无忌为宰执;对于自己掌管的宫人嫔妃非常仁慈,宫中无人不爱戴,后宫无乱事;尝著有《女则》十篇,书中采集古代后妃的得失事迹并加以评论,用来教导自己如何做好一位称职的皇后,太宗读后感动得热泪夺眶而下。
长孙皇后去世时,李世民誉之为“嘉偶”“良佐”并筑层观望陵怀念。长孙皇后是皇帝的辅政良佐,是忠直大臣的保护伞,是后世皇后的标杆。因此被后世称为中国三大贤后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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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大言不惭的说说我个人(仅代表我个人)认为贤后的标准,第一,不干政,或者说是不揽权,皇后作为后宫之主,皇帝正妻,很难脱离政治,可是贤后应该是能够提出合理化建议但是不揽权的;第二,不奢靡,举全国之力供养一家人,皇室可以过穷奢极欲的生活,能但是不去做,这非常不容易;第三,能够教育好子女,为人母,教育自己的孩子是非常重要的责任,当皇后就是无论是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只要是皇室子孙她就都有责任;第四,不大肆提拔外戚,皇后的家族就是和皇权、相权并立的外戚势力,如果皇后的娘家有人非常贤明,自然可以入朝为官,可是如果不分什么人都要提拔,那就当不起贤后的名声了;第五,摆正自己的位置,皇后不是我们现代人认为的单纯的皇帝的妻子,皇帝是人,是丈夫,这都不假,可是摆在前面的是皇帝这个身份,皇后很多时候是皇帝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伴侣,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在皇后的人生里非常重要。
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按照我个人的标准来衡量一下,第一,不揽权,长孙皇后一直被太宗敬重,我们熟知的她主动做的事情有保护魏征这样的直臣等等行为,我们看到史料里的记载都是太宗皇帝主动和她讨论前朝的政事,几乎没有她专权、揽权的记载,倒是长孙皇后和太宗相处时很随意,如果她不乐意发表见解,就算是太宗来问,她也不说,太宗很是拿她没办法。
第二,不奢靡,长孙皇后出身贵族世家,是名将之后,后来贵为皇后,我们不可能以普通百姓的标准去要求她穿打补丁的衣服,所以我的标准是不奢靡,《旧唐书·后妃传》中就说过,长孙皇后“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就是说长孙皇后的要求是穿戴够用就行了,并不过度,这个看起来标准极低,可是如果不是性格坚定,我们富有四海的时候能够做到够用就行吗?我恐怕早就控制不住买买买了,和那个过生日要花空国库的老太太相比,长孙皇后算得上克制。
第三,在教育子女方面,长孙皇后应该是做得不错的,比如太子李承乾身体不太好,太宗自己都舍不得他太过劳累,可是李承乾自己倒是非常努力,后来长孙皇后过世李承乾渐渐堕落,很有点没人管了的意思。我们看史书,太宗是个非常溺爱孩子的老爹,如果长孙皇后再不好好教孩子,那么他们的皇子公主一个个的都应该是纨绔。
第四,遏制外戚,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太宗的心腹,我个人觉得长孙无忌甚至不是依靠长孙皇后才得到重用的,但是后来太宗皇帝想要进一步重用外戚时,长孙皇后就不同意了,太宗皇帝不听,长孙皇后转头就去劝说自己的哥哥务必推辞要职,后来长孙无忌身居贵而无权的职务,长孙皇后才表示满意。
第五,长孙皇后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太宗皇帝的宠妃很多,我并没有看到长孙皇后争宠吃醋的记载,(当然她的身份也不用这么做),传说中唐太宗有各种各样的宠妃,可是我实在是没有查到太实际的证据,比如韦贵妃,虽然是贵妃,可是她是罪臣的小妾,没看见得宠的记录,她和前夫生的女儿还被太宗随便给了封号嫁给了胡人以安抚突厥贵族。剩下的杨妃,最出名了,死后被追封为贵妃,好像应该得宠,可是她儿子被太宗过继给李建成了。好了,说回长孙皇后对身份的认知,她明确的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李渊是皇帝时,她负责装乖卖巧为李世民斡旋,让他尽量的不被怀疑不被杀害,玄武门之变时她也没装那个老好人劝李世民不要和自己的父兄动刀兵,反而亲自为将士们分发盔甲,说些鼓励壮行的话,大家都觉得被鼓舞了;当了皇后尽力的保护那些忠直的大臣,在太宗发脾气的时候尽力劝解,不让自己的娘家太出头,她尽力的做到能够做到的一切,得到的太多到时候失去的就太多了,长孙无忌最后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啊,恩宠太过是福也是祸,长孙皇后临死前说“妾之本宗,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
其实认真研究历史以后我倒是觉得太宗和长孙皇后的关系挺好的,他们会像普通夫妇一样聊天,散步,有争执也有欢笑,这些比当一个贤后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