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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为什么在官场上一直失意，是他不会做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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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一生，前途坎坷，而其诗词颇得意趣，真可谓是“官场失意，文坛得意“。
那么，苏轼做为宋代的一位文人士大夫，他到底会不会做官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苏轼会不会做官。
怎么做官，会不会做官，这其实包含至少两层意思。
（一）会不会做官，指如何运作官场。
苏轼，他了解不了解官场，懂不懂官场规则，官场是如何运作的？
1。苏轼的爷爷苏序，出身书香门弟，文章也很好，有一定影响力。虽然没有做过官，可是，后来被追封为太子太傅。
2。苏轼的伯父苏涣，苏洵的兄长，阆州为官，累赠太中大夫。
3。苏轼的父亲苏洵，屡被政坛大佬欧阳修推荐，苏洵退而不仕。
4。苏轼的弟弟苏辙，进士出身，宋神宗、宋哲宗两代为官，高宗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宋孝宗时追溢“文定”。
5。苏轼本人，他的举荐老师是当时文坛领袖，也是内阁政要。苏轼还广交友好，结交了很多官场同僚。
无论从家世，还是从他的职场生活上讲，说苏轼不熟悉官场，不懂得如何运作，那恐怕是不可能的。
（二）会不会做官，指做官为政的能力。
苏轼，进士出身，他有没有为政一方造福民众的能力？
1。苏轼曾官拜“翰林学士知制诰”，此官职一般由学富五车的最知名的资深学者来担任，宋代的宰相、皇帝的首辅大臣往往必经这一关。
2。苏轼在山东密州任上，时值王安石变法实施阶段。苏轼实行了减税、补助农户，扑杀蝗虫等措失，把该地损失减少到最小。该举措得到皇帝嘉奖。
3。苏轼在州任上，逢遇百年不遇的大水，黄河决堤，危及徐州城池及周边黎民。苏轼亲临一线治黄，跋沙涉泥，几经周折，终于引黄改道入旧河，成功解围徐州，万千黎民免于水灾。
4。苏轼在杭州任上，修建中国首家地方公立医院，以服务地方百姓。修建苏堤，疏通西湖，造福一方，恩泽万世。
苏轼为官，勤政，亲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以认定，苏轼是个合格的官员。
5。在对待王安石及司马光施的态度上，更体现了苏轼的政治眼光。事实证明，王安石变法太激进，而司马光全盘否定变法又太过保守，苏轼是冷静的智者，具有政治家素养。
所以，苏轼肯定是会做官，而且会做个好官，胜任的官，替君分忧，为民造福。
第二。苏轼仕途不顺，我们俗一点讲，是他“不合时宜”，“不会做人”。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一）苏轼“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苏轼被贬惠州。某日，苏轼酒足饭饱，由几位婢妾陪同散步。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苏子，这时候呢，打着饱咯，摸着凸起的肚皮，笑嘻嘻地问左右：“你们猜，我这肚子里装满了什么东西？”有人说当然是满腹经伦啦！有人说，应试是超越文字的天纵才华。苏轼不以为然，唯有侍妾朝云幽幽道：“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哈哈大笑。捧腹笑曰：“知我者朝云也！”
苏轼，实名第一的进士，诗词书画无所不精，儒道禅贯通的文人士大夫，冷静的智者，他当然懂得如何纵云梯入蜀道，只是，不愿意逐流水随流波而已。
苏士，文人士大夫的典范，士，应该有士的样子，士的情怀，士的独立之精神，士的担当。高知高智，云泥之别，正在于此！
我们失去了一位仕途得意的高官苏轼，我们得到了一位光耀千古的诗词大家东坡先生，当属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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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官场上，就是一个中二青年，这也说不对，那也要改改，问你怎么办？我还没想好！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很看好才华高的苏轼，可是苏轼告诉他，这变法太急躁了。于是乎，王安石一脚送他到乡下过上了慢生活。
司马光主政的时候，认为苏轼是个守旧派的，因为他反对变法被贬谪了嘛！所以将他调入京城做官，结果苏轼冒出来一句，这个变法还是有好处的，不能全废掉。
司马光就像是看到魔鬼了一样，屁股还没坐热乎的苏轼，又被司马光一脚，再次送到了乡下，继续过上了一日不如一日的慢生活。
别人觉得苏轼被贬谪，日子应该过得很伤心吧？没曾想，他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相继发明了东坡肉、羊蝎子、烤生蚝等美食，甚至感叹：自笑平生为口忙。
这下子好了，掌权的张惇知道他日子过得还不错，就把他一贬再贬，甚至把他弄到了海南岛，过上了天天烤生蚝的好日子。据说他还写信给自己在常州的大儿子，表示自己发现了烤生蚝这种美味，还让他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朝廷拿他是真的没办法，不管他怎么贬谪，都能够笑看风云。老婆孩子相继去世，他也能迅速平复心情，这就是苏东坡，一个满肚子不合时宜的人。苏东坡的确不适合做官，至少不适合官场。
01不想在朝做官，喜欢外调。
苏东坡早年考进士的时候，其实是第一名，欧阳修把他的文章当成自己的徒弟曾巩所写，未免有照顾之嫌，这才给了他一个第二名。
苏轼得到了宋仁宗的赏识，甚至认为，这一次科考，他为后世子孙选得了两个宰相大才。其实宋仁宗压根没子孙。
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宋史》
本来宋仁宗打算把他留在朝中做官的，奈何这个时候他老妈去世，必须要回去守孝三年。等到再次出山以后，宋仁宗希望他能够留在自己身边。
结果苏轼却偏要到地方上做官，所以他请求前往凤翔府担任判官。人家千方百计想要在朝廷做事，他是千方百计要到地方上去，苏轼的与众不同大抵如此。
02王安石变法时，苏轼再次申请外调。
苏洵去世，苏轼回老家又守孝了三年。等他回来的时候，王安石已经得到了宋神宗的赏识，开始搞变法了。
王安石刚开始还是非常欢迎苏轼的，毕竟苏轼文采斐然，如果帮助自己变法的话，一定可以起到很大作用。
但是他心里也没底，因为欧阳修这些人，是苏轼的老师朋友。果不其然，一问之下，苏轼果然是反对变法的。
王安石非常生气，苏轼也是据理力争，无奈之下，苏轼再次申请外调，跑到杭州做通判去了。随后又前往密州做知州，顺手写下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词。
03不支持变法，在地方上我行我素。
变法是在全国推广的，他没有说找块试验田慢慢先搞，而是一口气全国都要搞起来。既然是朝廷发话，那地方官肯定是照办了。
到了苏轼这里，情况就不同了，他是怎么有利于老百姓，就怎么实行新的法令，以至于有些新法，在苏轼这儿根本就行不通。
苏轼以诗得罪，下御史狱，人以为必死。后违预中闻之，谓帝曰：”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轼由此得免。—《宋史》
这么一来他可彻底得罪支持新法的人了，为此那些支持新法的官员，便在苏轼的奏章上做文章，将他判了个死罪。
若干文人上奏章，表示不能杀苏轼，包括赋闲在家的王安石也上表表示：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因此苏轼才得以免死。
不过由此可见，苏轼这“不会做官”的特色，的确是很出名了。差点把自己给搭进去不说，还动用了这么多人脉关系。
04反对司马光，再次外调。
宋神宗走了，宋哲宗上位，高太后执掌大权。她更加偏向守旧派，所以重新启用司马光等守旧派人士。
他们上台以后，咔咔咔把主张变法的人，全部都给贬谪了。而苏轼这种反对变法的，自然是被当成了同一派的人，得到了重用。
苏轼陆续被各种加官进爵，可是这个时候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表示这些守旧派的做法也不对，因为新法里面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及白居易复浚西湖，引水入运河，复引溉田千顷。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后废而不理。至是，葑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运河失湖水之利，取给于江潮，潮水淤河，泛溢闤阓，三年一浚，为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几废。轼既浚二河，复以余力全六井，民获其利。—《宋史》
这一论调提出来以后，司马光也看不下去了，这哥们儿就是天生的捣乱分子吧？于是乎，苏轼就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前往杭州做知州了。
此后这几年苏轼的小日子是过得不错的，一直到了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以后，苏轼的人生再次发生转变。
因为新党人又被启用了，由于苏轼是两边都不靠着，所以被新党人各种打压，也就出现了被各种贬谪的情况了。
总结：苏轼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官么？他是在保护自己的真理。
什么叫做会做官呢？懂得同流合污？明知道不对还要大加赞赏？圆滑世故，懂得拍马屁？参加派系，搞派系斗争？
是不是做了这些就是会做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苏轼的确不太会做官，因为他这些玩意儿一点都没学会。
不要苏轼，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人，他们也不屑于学习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他们都不会做官，所以他们都被贬谪了。
苏轼有一颗寻求真理的心，他觉得做官就是要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他觉得自己轻轻松松能拿那么多俸禄，可百姓们辛苦了一年，肚子都吃不饱，这是为官之人的一种罪过。
他觉得自己在暖和的房间里烤火的时候，还有一群瘦骨嶙峋的卖炭翁，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地卖炭，希望天气再冷一点，这也是为官之人的一种罪过。
他觉得只知道往上爬，却不知道如何解决民生问题的官员，根本就是不合格的官员。可是世道摆在这里，多少人原来和苏轼一样，后来认清世道以后，选择了低头？
苏轼最可贵的地方，那就是没有低头，一辈子都是我行我素。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始终保留着一种乐观的心态。千万人说他不会做官，其实我觉得他这样的官才是真正的官。其他的都是人渣罢了。
参考资料：《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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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不是不会做官 而是不适合做官
是他的性格因素与封建官场潜规则的格格不入所造成的。
一代苏长公，四海名未已，投荒忘岁月，积毁高城垒，陈师道曾用这样一首诗概括苏东坡一生。民间也有对他精简的点评：“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
首先，东坡从政不改文人秉性，本身就是一个失误。
明朝奸相严蒿曾有诗曰：“古来诗人难做官，皆因狂气胸中来”。严蒿虽被后人评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奸佞之徒，但他的这首诗却道出了一个封建社会的残酷事实，即：文人不适合于官场。
为什么文人不适合封建社会的官场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中儒家学派的毒太深，动不动就以天下为己任，太喜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统治者的方针政策评头论足。因此也就常常得罪人而不自知，在关键时刻栽跟头。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东坡调任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在例行公事的《湖州谢上表》中，东坡发了几句牢骚：“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由于“新进”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们。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诽谤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结果，苏东坡在大牢里呆了100多天，差点掉了脑袋。而他写的诗词自此也被列为禁书，禁止刊行。
在封建时代，文人要是真想从政，就要收起自己的笔墨纸砚，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否则，像苏东坡这样遭贬外放的遭遇还算是好的，要是遇上文字狱盛行的明清时代，被砍头抄家也不足为奇。
其次，苏东坡缺少政治家风范，太过关注细节。
政治家和文人的最大区别，就是政治家在大处着眼，忽略细节；文人往往从小处着眼，却看不到！主流。苏东坡一贬再贬的政治遭遇，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纯粹的文人。
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东坡多次上书，批评变法政策中的失误，让王安石大为光火；司马光上台后废除新法，东坡依然多次撰文，批评司马光的做法良莠并除，太过急躁，也让司马光对他心存芥蒂。
其实，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存在利弊，关键是要看主流。东坡最大的失误在于，他太过于关注细节。加之自身的名气太大，文章一出，世人莫不争相一睹为快，破坏力甚巨，因此，他的文章也就自然不为当权者所喜。
封建社会的官场上都是不乏走狗的。这些走狗们，为人处世唯利是瞻，没有任何的道德可言。上级的一个眼神，就有可能让他们随时冲 有人想通过整治他而向上级献媚。在这种环境下，乌台诗案的发生也就是早晚的事情了。
再次，东坡心直口快，得罪人而不自知。苏东坡的政论文里，时常论及“慎思”与“公正”为贤臣之所必备，新旧两党经常利用其观点相互攻击，结果使他两头都得罪了。而且尤其致命的是，苏东坡在一时冲动下得罪了李定。李定是王安石改革初期安插在御史台的人，新旧两党互相攻击，旧党翻出了陈年老账，说李定不为母亲守丧，属于典型的不孝。在重视伦理孝道的封建朝代，这无疑是要了李定的命。其实，李定幼年，其母就改嫁他人了，李定连自己的生母都不知道是谁，又怎么能为其守孝呢？东坡没有经过认真调查，在道听途说的情况下，就慨然命笔，写了一篇《讨不孝子檄》，让李定成为了众人笑柄，无颜出门。在乌台诗案中，东坡被李定死整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最后，东坡缺少察人之明。被贬至杭州后，科学家沈括奉命巡察地方工作，临走前，皇帝特意嘱咐沈括，到了杭州要“善遇苏轼”。沈括和东坡见面一阵推杯换盏后，就向东坡索要他最近的诗文。落难之中，还有人如此欣赏自己，东坡大有知己之感，很高兴地写了不少送给沈括。可是，沈括一拿回去就在其诗文中用朱笔一一评点，密呈就职御史台的李定，说东坡诗文多“讪谤朝廷”。后来，苏东坡因为诗案下大牢，据说沈括就是第一个朝他放暗箭的人。
性格即命运。就东坡的经历而言，此言并不虚妄。
其实苏轼不做官，去做大厨应该也能成为一代大家的。
其他网友回答
不是不会，真做起来，也做得挺好的，苏堤现在还在呢。
而是当时的官场整体氛围，他不太合适。
其他网友回答
我认为，能概括苏轼一生最简练的一句话，莫过于“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这句谶语。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东坡一生多次被贬，几经起落后才遇赦北归，而苏东坡为什么官场失意多次被贬呢？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苏轼从政后，仍不改文人秉性，这就是一个大忌。
在封建时代，文人要是真想从政，就得收起自己的笔墨纸砚，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明朝奸相严蒿曾有诗曰：“古来诗人难做官，皆因狂气胸中来”。这句诗道出了一个封建社会的残酷事实，即：文人不适合于官场。
苏东坡豪放不羁，有什么说什么，遭贬外放的遭遇还算是好的，要是遇上文字狱盛行的明清时代，被砍头抄家也不足为奇。
第二，苏轼心直口快，得罪人而不自知。
他的政论文里，时常论及“慎思”与“公正”为贤臣之所必备，新旧两党经常利用其观点相互攻击，结果使他两头都得罪了。
而且最致命的是，苏东坡在一时冲动下得罪了李定，李定是王安石改革初期安插在御史台的人，新旧两党互相攻击，旧党翻出了陈年老账，说李定不为母亲守丧，属于典型的不孝，在重视伦理孝道的封建朝代，这无疑是要了李定的命。
苏轼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道听途说的情况下，就慨然命笔，写了一篇《讨不孝子檄》，让李定成为了众人笑柄，无颜出门。在乌台诗案中，东坡被李定死整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第三，苏东坡缺少政治家风范，太过关注细节。
政治家和文人的最大区别，就是政治家在大处着眼，忽略细节，文人往往从小处着眼，却看不到主流。苏东坡一贬再贬的政治遭遇，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纯粹的文人。
而且北宋从来不缺宰相，有欧阳修王安石这些重量级对手，豪放不羁的苏轼又岂能在朝堂上有一番大作为。
最后，东坡缺少察人之明。
被贬至杭州后，沈括奉命巡察地方工作，临走前，皇帝特意嘱咐沈括，到了杭州要“善遇苏轼”，沈括和苏轼见面一阵推杯换盏后，就向苏轼索要他最近的诗文。
落难之中，还有人如此欣赏自己，苏轼感觉遇到了知己，很高兴地写了不少送给沈括。可是，沈括一拿回去就在其诗文中用朱笔一一评点，密呈就职御史台的李定，说东坡诗文多“讪谤朝廷”。
后来，苏东坡因为诗案下大牢，而沈括，应该就是第一个朝他放暗箭的人。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穷困却从未见他潦倒，他的精神一直光耀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