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提问:
民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优质回答: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大家知道我军历史上,有一次可怕的江难事故,淹死了800多人吗?
我军历史上最大的海难惨案–淹死800多新四军的中安轮事件
我萨沙可不是浪得虚名,冷门历史也难不倒我。嘎嘎嘎!
1945年重庆谈判开始。根据《双十协定》,我军必须将江南的新四军全部撤退到长江以北。
这包括苏南、江浙、皖南等地的新四军。
9月19日,撤退命令下达。
当时苏南新四军数量并不多,分为三批次撤退。
其中最后一批也就是第三批,在10月15日由政委韦一平率领下渡江。
当时的撤退有一定特殊性。
皖南事变的教训在前,大家都怕撤退途中被国军袭击。
所以,撤退都是偷偷摸摸,迅速渡江。
第三批渡江时,共有1000多名官兵要全部撤走。
按照前两批的惯例,要用渔船在夜晚一次性渡完。
渔船不会很大,一次最多乘坐10到20人。
那么,这1000多名官兵,就需要70多艘渔船。
其实,当时搜罗70多艘渔船还是可以的,只是需要时间,而且很容易被敌人发现。
经过再三考虑,政委韦一平等人决定,临时征用中华轮船公司镇江分公司“镇江——泰兴口岸”线的“中安”号渡轮。中安轮是一艘大轮船,可以搭载500到600人,只需要1到2次来回就可以全部运完。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草率的。
中安轮是一艘陈旧的轮船,已经使用30多年。由于保养不利,船只严重老化,连传递钢板都已经腐朽穿孔。
当时只要在江中行驶,中安轮就会进水,必须同时用抽水机排水。
中安轮的老板认为船太老了,与其去返修,还不如报废。
所以,当时中安轮已经是报废状态,等待拆卸。
如果不是这样,中安轮也不可能被新四军轻易搞到。
对于中安轮的情况,新四军并没有太多了解。只是之前中安轮也曾来往于长江两岸,并没有发生险情,新四军就认为没有问题。
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15日当晚,政委韦一平率领四纵队1000多人赶到偷渡点,中安轮就在不远的江上。
此时,渡江部队又犯了一个大错误。
本来中安轮最多可以搭载600人,1000多人就要分为两次运输。
长江来往一次需要好几个小时,还要将官兵先用渔船运到中安轮后才能够行驶,这也要几个小时。
那么,如果分为两次运输,就得将运输分为两天进行。
这样有一定的危险!
因为国军不是傻子,他们不可能发现不了中安轮这么大的轮船在运输军人。
于是,当时有人拍脑子决定,干脆一次性运过去算了。
虽然船只超载,但还是能够承受的,不会有危险。
这样一来,本来只能容纳600人的中安轮,前后搭载了新四军第四纵队一个全副武装的特务营和江南被服厂的职工干部及地方干部大队,总数有1000人之多(被服厂女工约200—300人),超载近一倍。
当然,超载本身不致命,中安轮过于老旧本身也不致命。但两者结合起来,就是致命了。
由于严重超载,船只吃水比平时深得多。加上长江上当晚起大风,船只就吃不住了。
当中安轮新式到长江中时,船员发现船底进水速度远比平时要快,抽水机全部开动仍然赶不上进水的速度。
当时已经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进。
没想到,当船行至泰兴县天星桥西南约两公里的江面时,老朽的船底钢板突然大面积破裂。
一瞬间,江水大量涌入底层。船员们为了自救,拼死排水。
这边一部分新四军官兵,也赶来排水。
然而,进水速度太快,实则轮船底部已经破裂。
不到15分钟,船只开始大面积倾斜,就要沉没。
当时此时中安轮刚刚过江心,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非常危险。
长江不是普通的小江小河,非常宽阔,水流湍急。
在夜晚游长江,即便水性极佳的人也要带漂浮物,不然很容易送命。
船上的1000多新四军官兵,绝大部分不会水或者仅有在小池塘游水的经历,甚至还有几百名女同志,根本不可能游过长江,幸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幸存的老兵叶春荣回忆:江浪啪啪地拍打着船体,大家都屏着气,谁也不讲一句话。有人说船舱底下漏水了,大家的情绪顿时慌乱起来。一位领导(韦一平)带着警卫,上下走动交待坐船行军的纪律,他还对大家说:“同志们,现在轮船已航行到长江中间了,船底舱有点漏水,不要紧,再坚持一下就可以越过江中心了。如果有谁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坚决按军纪处置!”大家的情绪这才暂时平定了下来。但很快,船舱下的漏水愈加严重,船体失去了控制,船舱内的人向船上涌,站立着的人也跟着船体失去了重心,一会儿向左倾,一会儿向右斜。悲剧顷刻间就发生了,气笛拉响了呼救信号,船上顿时一片哗然,轮船急速沉向江底,近900名新四军指战员掉入滔滔江水中,其余都被困在船内。
前后只有10多分钟,轮船沉没。
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苏浙公学政治部副主任王绍杰、苏南行政公署财经处长李建模、溧阳县县长徐公鲁、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司令部侦察科长彭安、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吴志斌、宣教科长王一、宣教科副科长司徒阳等800多人人,全部牺牲。
船只沉没时,会水性的官兵纷纷跳水逃生。长江水流湍急,人一下水立即被江水冲走,不见踪影,绝大部分被淹死。
大部分官兵根本不会水,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抱着暂时没有沉没的轮船部分,拼命呼救。
数百人的惨烈呼救声,竟然越过宽阔的长江,惊动了天星桥附近的渔民。
渔民们急忙驾驶七八艘小船,根据呼救声来救人。
但渔船都很小,最多可以乘坐20人。
当时大家性命都危在旦夕,见到渔船都拼死往上爬。
最先的一艘渔船一瞬间就被几十人抓住,翻覆沉没。船老大靠抱着船桨跳水,才侥幸生还。
这样一来,其他渔船不敢靠的太近,只能捞起一些零散落水的人。
这也前后一共救了100多人。
沉船的一瞬间,景象无比凄惨。
渔民丁广田回忆:中安轮沉下去之后,只有一段烟囱露出水面,沉船时间很快,最初烟囱还是滚烫的,足以将人的皮肉烧焦。但就是这段烫得入肉的烟囱上,10来个人一直抱着不肯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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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相信这个故事恐怕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知道的,我也是在一次去旅游的时候无意中听当地人给我讲的。
故事发生在解放前夕民国时期的四川西康省地区,即现在的卫星城——西昌。
1949年末,由成都逃往海南岛的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返回当时西康省所属的西昌,与西昌的警备司令贺国光一起,纠集了那些从四川逃出来的国民党军残部,以及西昌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师共约3万人,盘踞在西昌地区,企图建立所谓的“游击根据地”。
然而在人民解放军的南北夹击下,在1950年3月发生的西昌战役中,被解放军西南军区的部队击溃。胡宗南和贺国光两人仓皇乘飞机逃跑,余下的守军纷纷溃逃,在当地彝族群众的帮助下,于4月份被全部围歼。此役,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1万余人,解放了西昌地区,巧家、华坪和康定等18座县城。
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残军溃败的太快,情况非常的紧急,胡宗南和贺国光两人为了逃命,只带了正妻和儿女逃跑,其他的小妾、情人等家眷和钱财都丢下不要了。
那些个被丢下的小妾和情人也不甘留下,她们想办法征用了当时机场余下的一架运输飞机,把两人丢在西昌的金银财宝都搬上了飞机,然后也乘上飞机逃跑了。
不难想像,当时的那种小型运输机本来就没有多大载重量的,在兵荒马乱的情形下,十几个人挤坐在上面,还塞进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这飞机能不出事吗?
听说那天的天气极其恶劣,整个西昌都笼罩在暴雨大雾当中,飞机从机场起飞后,由于太重了的原因,飞行高度无法攀爬起来,只能摇摇摆摆的在浓雾中低空飞行着,逃命了还贪心的人果然都没好下场,飞机在起飞不久后,便撞毁在离西昌仅三十公里不到的螺髻山上,可怜一群如花似玉的女人和天真的孩童因为贪婪而死在这次空难中。
飞机坠毁的剧烈的爆炸声惊动了当地的人们,他们跑上山去一看,都惊呆了!
只见一架飞机撞在半山腰山崖上的杉木后,坠毁在山崖下的乱石中,飞机的残骸到处散落着,已经变形了的尸首也是抛撒在四处,满地都是散落的金银财宝,特别是银锭子更是堆成了小山。
最先到达的人群沸腾了,这些穷苦了一生的人,眼见如此多的财宝摆在眼前,纷纷贪婪的扑了上去,红着眼睛疯狂的抢夺着。
众所周知,金条、银锭别看着个小,但拿在手里是非常沉重的,跑来看热闹的人事先都没准备什么装盛的东西,光用手拿和口袋装又能装的下多少?
于是就闹出了很多的笑话,愚笨的人装拿了十几二十个银锭后就再也没地方装了,只得站在那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的发呆,那些脑袋灵活点的人就脱下衣服来包裹金银,把衣服装满后就扛到没人的树林里藏好,由于贪心的缘故,这些人在树林里藏金银的时候,只是随便找个洞或是挖个小坑就匆匆埋了,然后又马上赶回去争抢,以至于后来很多的人都忘了自己究竟藏了多少金银财宝,也忘了自己的金银财宝藏在哪里了,只得在事后带着个锄头满山遍野的挖,据说差点把飞机坠毁地点周围的山林都挖断根了。
随着来的越来越多,抢夺更是变的激烈,在钱财面前,人性是经不住考验的,人们哄抢着,相互撕打在一起,往日亲朋今日眼红的随处可见,现场一片混乱。
脑袋愚笨的人眼里只看到了堆成小山的银锭子,那些聪明点的人眼光就好的多,他们先去尸体残骸上搜寻,因为人一般都是把比较贵重的东西带在身上的,果然,这些人在尸体残骸上搜出了不少价值昂贵的金条和宝石,甚至还有个人在驾驶员的手指上得到了一颗巨大的红宝石戒指,听说是用刀子连手指一起砍下来的,可见人性之恶。
另外一些聪明的人就翻箱倒柜的翻寻那些行李箱,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些人在行李箱里的衣服口袋里或是在行李箱的底部找到了很多的金条和宝石,于是人们更加的疯狂。
就这样,在人性的贪婪下,整个场地很快就被人们清扫一空,等给我讲这个故事的老人两兄弟赶到现场时,只剩下满地的飞机残骸和死人尸首了,这让他们两兄弟很是不甘心,他俩也把现场彻底的翻了个遍,最终也只找到了一块已经压的变形了的银锭子,没办法,两人只好捡了一些飞机的机壳回去,融炼后做成小盆子使用,也算是物尽其用,没白跑一趟了。
也不知是谁把消息散播了出去,这些捡到财宝发了财的人们还没来得及高兴两天,就有大批的解放军部队赶到了,通过不断教育和宣传,人们把这些捡到的金银财宝都上缴了,至于上没上缴完就不知道了,听说那个砍了飞行员手指得了个大红宝石戒指的人还被嘉奖了,得了一朵大红花,别在胸前很是光荣了一回。
后来,大批的解放军部队开上了山去,在人海战术的密集排查下,从杉树林里找回了不少的金银财宝,让很多人欲哭无泪。还说在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初期,有人用先进的金属探测仪器去寻找过一翻,听说也是所获不菲。
这件事情对于在当时那种惊天动地大变革的大时代里,只能算是个芝麻绿豆大的事情了,所以这件虽然已经发生了近七十年的时间了,也只是在当地人之间当做个小故事讲讲罢了,也许现在的当地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也许再过不了多久,等当时经历过这件事情的老人们先后去世以后,这件事件就会像过去历史上的无数其他事件一样,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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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明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关于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两个,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下:
一、上海名媛郑念从家世雄厚到“牢狱之灾”。
在民国时期,名媛大都是指那些出生于名门望族,集才华与样貌于一身,又经常出入时尚社交场所和各种上流社会盛宴中的女子。
她们既持有著名女子学校的文凭,还有家庭为其请的前朝的举人学士,她们谈诗词歌赋,学钢琴舞蹈,会说中文也会讲外文。她们可以飞车骑马,又可以研磨画画……这样一个出身世家大族,自己本身又有诸多才华技艺的人,大部分都会找一个同样优秀的老公,然后继续过着她们公主般的生活。
(上海名媛图片)
可是,事实却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德才兼备的名媛却遭遇了牢狱之灾。
她就是出生于1915年的郑念,原名叫姚念媛。因嫁给同是英国留学生的郑康琪而随夫姓并易名郑念。其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职北洋政府高官,在当时算来,郑念也算是一个出生望族的名媛。抗日战争爆发后,夫妻两人投奔到重庆,其丈夫郑康琪加入了外交部。虽然有良好的身世,但她的命运并不是很美好。
两人自1949年就一直就在上海,1957年丈夫死后,郑念便继承其夫在上海任职壳石油公司的职位,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这看起无所谓的事却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文化革命”爆发后,由于郑念是英国留学生,又长期在外商公司工作,当时就被人控告为英国间谍。hw兵先是抄了郑念的家并没收其财产,后又被当做英国间谍软禁在家中,9月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此后的六年便一直在监狱度过,期间没少受严刑毒打。其女儿也在她进监狱的几个月后自杀。
(郑念年老年时)
二、 繁盛后的苏州“乱象丛生”。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我们的印象中,苏州是一个既美丽又繁华的城市,那古声古色的建筑,小桥流水人家的静雅,川流不息的人群,热闹又雅致的街道,无不令人向往。可这样一座城市也自有它的不好之处。其实,在民国时期。苏州就已经算是一个家底雄厚的长三角大城市,它商业发达,三教九流都汇集于此。
(苏州)
但高度发达的商业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黑幕。上至达官贵人,下到贩夫走卒,有了闲钱都想在莺歌燕舞的苏州城找女子助兴,夜晚的时候,那些在白天热闹非凡的街道,此时却成了风花雪月的场所。
不仅如此,当时的苏州还是一个盛行赌博的城市,凡事有真便有假,在这个赌博成群的地方,自然也会出现不少“伪赌”事件。在当时的赌博中,伪赌其实也是人们的一种谋生手段,伪赌的人一般心狠手辣,就像是盗贼一般,他们主要就是靠此骗人钱财。当年在苏州有一个名叫元绪的人,他就以伪赌骗人为生,正巧那时有一个富商携带巨款前来苏州游玩,这个骗子就准备将他拉下水。于是,他就找来来人给这个富商设局,刚开始的时候,先让他输一点点,后来便变本加厉,开始出老千骗取钱财。所幸后来这个阴谋被识破,随后这几人抓了富商的钱财就开始跑,富商也只能无奈的看着这群人消失在视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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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养子驻扎汉中时,利用信息差割当地韭菜。
蒋介石养子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都熟悉,但他还有个次子蒋纬国,是蒋经国的弟弟,名气没有他哥哥大。
蒋纬国其实不是蒋介石亲生的,是戴季陶的私生子。戴季陶留学日本期间,结识了一位日本女子,不知道是津渊美智子、还是重松金子,两人生下了一个男孩。
可戴季陶是已婚人士,还有妻管严,根本不敢把孩子带回家,只得交由蒋介石代为抚养,并取名蒋纬国。
蒋纬国20多岁时在德国入伍,进入了陆军慕尼黑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德国军中服务,还参与过对波兰发动的闪电战。
1940年时,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开始在国军系统中任职。
青年军历练
在国军中,蒋纬国最出众的经历是在装甲兵部队任职。起初,蒋介石为了让蒋纬国掌控中国驻印军的装甲兵,曾将满装的3个营编成了战车第4团,任命蒋纬国为副团长。后又成立陆军装甲司令部,由于资历原因任命其担任副司令一职。
不过在这之前,蒋纬国还有一段在青年远征军中的经历。这支青年远征军是国民党为了储备反攻日军力量、组建的一支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现代化武装部队,简称青年军。
不过这个青年军只是一个花架子,因为大部分人根本就没上过抗日战场。蒋纬国到青年军206师616团报道、担任2营少校营长时是1945年6月,距离日本投降还有2个月。
这个部队驻扎在陕西汉中,位置比较偏远、消息流通也较为闭塞。
囤积居奇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蒋纬国通过自己携带的无线电机收到了重庆播放的广播消息。久经苦难的人或许会第一时间欢呼、庆祝、分享,但他却没有。
反而灵机一动,招来了随员,让士兵拿着第2营的军饷到汉中街上大肆采购,什么烟酒、鞭炮、吃喝用品,全都囤积起来,使这些物品在市面上成了稀缺物品。
过了一段时间,抗战的消息终于传到了汉中当地。士兵百姓知道后无不欢欣鼓舞,准备大肆庆祝,结果发现市面上没有烟酒鞭炮等物,只有蒋纬国那有售卖。
蒋纬国提高了售价,大家又不得不买单,这种囤积居奇的做法使他大赚了一笔,然后给每个士兵发了双饷。
不得不说,利用信息差来获利很有商业头脑,小王考虑到蒋家与四大家族的亲戚关系,推测蒋纬国应该是从小受到了熏陶,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早已成为他下意识的举动,所以听闻抗战胜利消息,第一时间是囤货赚钱。
这事出自《蒋纬国口述自传》,在自述中讲出此事,说明赚取这笔“胜利财”后,蒋纬国还是打心眼里为自己的精明感到高兴,毕竟狠狠割了一把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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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保密局长春站在长春解放前夕的罪行……长春大屠杀事件
1948年10月末,长春已经成为被东北野战军重重包围的一座孤城,即便是国民党军政人员也都明白:解放军开进长春只是时间问题。
当时在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保密局长春站的公开身份)看守所里还关着几十位地下党和进步学生。保密局长春站站长项迺光(原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后叛变成为军统特务)决定要把这些人都杀掉。他指挥保密局特务在一个夜里把这些人杀害后埋在稽查处的院子里(现省政协大院)。长春解放后这些遇难者的遗体被挖出来了,因为遇难者中有长春大学的学生,长春军管会找了几位原来长春大学的学生(包括家父)去辨认遗体。家父和几位同学根据遇难者穿的服装和佩戴的校徽辨认出了几位遇难的长春大学同学。其中有一位遇难的黄姓学生给家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据家父说这位黄姓学生既不是地下党也算不上“进步学生”(他从不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他是一个富裕家庭的“公子哥”,玩世不恭,说话口无遮拦,说过对蒋总统夫妇的“不敬”言论。结果被“特务学生”告密也被抓进了稽查处,最后也遇害了。当年家父辩认出他的遗体是凭借他佩戴的一个“十字架”。这位黄姓同学的一个哥哥是“中美航空队”的飞行员,在美国受训回国后送给他一个银质十字架,这位黄同学非常喜欢这个来自美国的小物件,每天都要挂在脖子上。家父生前每当说起这件事时都唏嘘不已。
项迺光还指挥特务在南岭另一处刑场杀害了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一百多人。长春解放前夕被特务杀害的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人数甚至比在重庆渣滓洞杀害的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