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豆号网友提问：
为何魏晋民间多名士，唐宋名士皆在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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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才选拔方式不同。
一.魏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
九品中正制上承汉代察举制，下启隋唐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三大选官制度之一，始于魏文帝（曹丕），220年开始实施。由各州郡（人口至少达10万）每年各选举大中正一名，必须是中央任职德才兼备名声显赫的官员。大中正负责选拔小中正，这就选定了大、小中正，这大小中正权利太大了，完全垄断了官员的升降，所以各级官员都争相讨好贿赂他们，到西晋时门阀世家完全垄断了大小中正，形成“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魏晋南北朝的布衣名士，不是不想入朝，而是根本无机会。
二.唐宋选拔官员采用科举制。
科举制始于隋朝，兴盛于唐宋。
唐宋时期科举制的考试资格与现在的高考类似，只要本人有参加考试意愿报名就可。所以布衣寒士可以报考参加考试，只要有真才实能，就有机会金榜题名。如唐文宗时宰相段文昌、王播都是状元及第入仕，他们都是寒门出身，甚至曾讨过饭。宋朝又扩大了录取人数，大大提高人们读书热情，加之“重文亲武”政策，宋朝时文风昌盛鼎盛一时。这就是唐宋名士尽在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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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名士”这一个词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内涵，尤其是在魏晋时期，“名士”显得尤为不同。
这就给人一种观感，似乎魏晋时期的民间有很多的“名士”，而唐宋之后的“名士”多有官职。
那么，这其中有什么区别呢？
魏晋“名士”：世族与寒族中的真假“名士”
汉末三国时期，“士族”开始逐渐掌握整个社会的话语权。这一群体在社会变革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了可以决定社会走向的程度。
无论是魏国、蜀国、还是吴国，权力的中心都是士族在把持，他们的意志可以决定国家的发展策略。
而之后的“晋朝”更是直接有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阶层建立的朝代，可以说这一集体在两晋达到了最为辉煌的地位。
而“士”阶层的成分非常复杂，有寒士，也有贵族，甚至还有曾经的其他团体加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坚持自己的主张。
无论是隐遁还是入世，都有一些人去选择。
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里，人心是比较散乱的，诸如“王谢”等强大家族随时都会生出“不臣之心”，历史上也曾发生过王敦的叛乱。
人心不能归一，社会比较动荡，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人对于整个社会产生了厌恶心理，他们或想着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社会，要么想要远离这个混乱的社会。
于是，这些人不约而同地去追求心灵上的满足，耕耘精神园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有很多真名士，比如嵇康、阮籍，还有后来的陶渊明等等，这些都是在野的，而在朝的也有，比如谢灵运、王羲之等等，他们都不想被世俗所束缚，总感觉自己是高人一等的。
礼法、规矩等等条条框框那是为普通人所设立，对于这些名士来说，这些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
所以这些人往往活得很潇洒，精神上也比较开放，这是后世文人之所以艳羡他们的根本原因，但这些行为在后世看来是不能复制的。
这一时期的名士社会声望非常高，无论是出身贵族还是平民都会得到尊敬，这也就导致了很多人为了博取时名而故作风流。
比如说，吴国灭亡之后，陆机、陆云二兄弟从南方来到北方，他们是当时文坛上的领军人物，可谓名士，是陆逊的孙子，陆抗的儿子。
有一个叫卢志的人，这是一个假名士，想要通过羞辱这些真名士的手段来达到平等对话的目的，以彰显自己“傲慢”的名士风格。
于是，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询问二陆：“陆逊、陆抗是你们什么人？”
陆机直接回怼：“就像你和卢毓、卢珽的关系。”
陆逊、陆抗在当时名满天下，二陆又是文名远播，卢志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一情况呢？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
这样的人在当时非常多，最大的表现就是“谈玄”。
几人见面，不管是真懂还是假懂，反正得大说特说老庄思想，谁能把别人唬住，自己说的内容别人听不太懂，这才能够出名。
这就是魏晋时期很多假名士之间的“空谈”。
与贵族名士不同的是，寒族的“名士”虽然受到尊敬，但很难入仕途，因为当时选官用官的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制”，是曹丕所创，权力被氏族门阀所掌控。
这一些人如左思、鲍照等等往往就表现出一种怀才不遇的愤懑，行事也往往放浪不羁，这些也被看做是“名士风流”，但显然于家于国都是毫无益处的。
从整体来看，寒族要想出名，那一般都得是真名士才行，故作姿态的假名士那是贵族的特权，寒族装出这个样子只能被人嘲笑。
而贵族阶层里，因为需要“名士”这一块招牌，所以大家虽然心知肚明，但都很默契地不去戳穿别人，就当他们是名士好了，但实际上除了像王羲之、王导、谢灵运等人之外，大部分都是“假名士”。
在晋代里，“假名士”还有一块遮羞布可以掩盖，但后世朝代里自然就会被无所顾忌地戳穿。
于是就给人一种错觉，似乎魏晋时期的名士在民间的非常多，在庙堂上的似乎少得可怜，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唐宋之后的“名士”：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读书人
虽然后世的文人比较羡慕魏晋时期文人的精神自由，可以放浪形骸还不担心被社会口诛笔伐，这种生活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
但是，这些文人虽然羡慕这种生活，但不会有人认同这种行为的合理性。因为“空谈”一直是被传统士大夫所鄙夷的。
所以，从后世来说，魏晋时期那些只会“空谈”，没有真本事的“假名士”是不会出现了，能被称作“名士”的那些读书人，那就是“真名士”。
尤其是在唐宋之后，科举制度逐渐成熟，世家大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能掌控选官大权里。
这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原本寒族的进身之路被突然打开，社会上行空间重新出现了空缺，那些不得志的“真名士”也有机会进入朝堂之中，为国效力了。
所以，诸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苏轼、欧阳修、王安石等等名士都成为了朝廷的栋梁。
除了这些有名望的人之外，通过读书、参加科举而选拔出的人才也基本上都是有真本事的，他们要么写得一手好文章，要么懂得如何处理社会事务，要么学识渊博可以教书育人，总之都是有一技之长。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成为了社会中的常态。原本社会固有的阶级隔阂被科举打破了，贵族更容易没落，寒族更容易崛起。
世家大族对朝廷的影响力逐渐下降，以致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而权力斗争也从君权与世家大族之间变为了党争。
总之，科举之后的封建朝代比之前的时期要光明得太多，“野无遗贤”成为了真正有机会实现的理想。
而两晋“空谈误国”的教训也使得有志于“修齐治平”的读书人认清仕途之路，虽然艳羡魏晋名士的放浪形骸和精神自由，但也不愿意成为只尚“空谈”之辈。
在社会阶级流动性变得更为明显之后，有理想、有远志的名士大多数都会选择出仕，而不甘心做一个隐士。
所以，魏晋之后的各朝各代里，真正在社会上有很高声望的名士基本有官职在身，也只有取得这样的地位才能被社会所认可，这是一条必经之路。
而真名士的崛起和假名士的消亡，“空谈”之风也为后世所警醒。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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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东晋以后，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北方成为几个少数民族争战屠杀的血腥之地，中原民族惨遭屠杀纷纷逃迁南方，出现所谓“五胡乱中华”的混战局面，而南方汉族政权也多败坏不堪，整个社会处于苦难之中，“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所以有思想的名士只好隐身林泉，有所谓“竹林七贤”。
而唐宋时代是历代王朝中最开放开明和文化活跃的时代，有思想文化的人多为朝庭所任用和宽柔，所以名士多为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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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欣赏多了……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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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把持
社会宽松
